卷八·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他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真宗末年接连有病，每逢上朝不多说话，所下命令间或不能周密，前辈人的笔记杂传多认为是专权大臣假传圣旨，其实不是。钱惟僖（谥文值）在翰林院学士任上，有天禧（真宗年号）四年《 笔录》 一部，按日记载琐碎细小的家事和奏答皇上的话，还有他听到的话，现大概记一些在这里。寇准罢相那天晚上．钱公值班起草制书（皇帝的诏令）。皇上问：“给寇准代么官合适？”钱回答说：“王钦若最近罢相出去，授与太子太保。”皇上说：“再高点儿是什么”回说；“太子太傅。”皇上说：“给寇准太子太傅。”又说：‘再给一什么良好的待遇。”钱回奏只请封他国公而已。当时枢密院有五个官员，而中书只有参政李迪一人，一个多月后，真宗召翰林学士杨大年，命令说：“冯拯与他吏部尚书，李迪给他吏部侍郎。”也没说别的话。杨回奏说：“如果只升官，应当是中书省起草制书， 枢声使、平章事的任命，才需要翰林学士院下达圣旨。”皇上说：“给他枢密使、平章事。”杨对皇上的御旨十分忧虑。皇上也不再审查，他只好退下来起草制书，任李迪为吏部侍郎兼集贤相（即集贤股大学士的简称），冯拯为枢密相（宰相兼枢密使）。又过了四天，皇上召见知制诰（即翰林学士，皆加知制谱官衔）晏殊，晏殊退下来，才召见钱。皇上问：“冯拯的事怎么商量的？”钱回说：“外面议论很好。只因为枢密院竟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政事堂）依旧只有一员，因此外面的人感到怀疑惊讶。”皇上说：“那怎么安排？”钱回奏说：“如再叫冯拯入中书，就是明显表示原来错了。只在曹利用、丁谓两人中选一个过中书去，却不妨事。”皇上说：“谁可以？”钱回奏说：“丁谓是文官，应进入中书。”皇上说；“入中书。”钱就奏说应授同平章事，又奏说应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馆）。又请求加曹利用平章事。皇上说：“给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纪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按，这时的大授职、大拜相，本是真宗开的头，至于更改变动的曲折过程，则权柄在词臣手里，他们可以舞文弄奸，皇上和一般人都不会察觉的。寇准罢相四十天后，周怀政事件（周为真宗宦官，权力很大。真宗病时，他潜召杨崇勋、杨怀吉等密谋杀丁谓等人，立仁宗，以真宗为太上皇．为二扬告发、被处死。）才发生。温国公司马无的《 深水记闻》 ，苏子由（苏辙之字）的《 龙川志》 、范蜀公（范缜）的《 东斋记事》 都误以为寇准因周怀政的事情被罢相，是错误的。我曾把钱帷演的《 笔录》 给李寿看，他在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 时采用了，却又误以为皇上召晏公那天为寇准罢相之日，也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