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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哲学原理》中国家与宗教关系刍议

    发布时间: 2019/8/16 0:53:4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一、宗教与国家应该分立并相互支持  
      虽然宗教是神圣的事业,但是由于它的凡间代表教会在尘世从事“教化事业”,所以宗教也离不开一定的“地产”“财产”和“服务的人”,这就是说宗教离不开尘世的国家。另一方面,“宗教是在人的内心深处保证国家完整统一的因素”,“国家必须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1]从这两方面来看,就产生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与宗教应该相互支持。真正的宗教“不会对国家采取否定和论战的方向,而会承认国家并予以支持”。[2]另外,因为宗教能够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所以,国家“应该要求”它的“所有公民”参加教会,但是却不能干预其所选择参加的教会的派别,因为每个教派的(教义)内容都只与每个人的内心中的“观念的深处”相关,而对于“内心生活”[3]方面,国家是无能为力的,或者说如果国家对之进行强有力地干预,则会导致普遍性压倒了特殊性,这即是黑格尔反复批判的古代东方专制主义的复活。所以,黑格尔主张,国家与宗教应该相互支持,但又必须保持适度的分立。“哲学家跳不出他所处的时代”,黑格尔的论断带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当时的普鲁士经历了新教改革之后,已成了一个新教为主的邦国。新教倡导的“因信称义”[4],这一具有革命性的教义解放了天主教会严密管制下的个体的意志,即从普遍性中解放了特殊性。  
      二、国家应该实行的宗教政策:宽容和必要的监督  
      1、国家应该实行宗教宽容的政策  
      宗教的事业离不开“地产”“财产”和“服务的人”,而这些要素在现代,则是属于国家的管辖之下。国家在这些基本的方面,应该“支持和保护教会”,以促使它完成教化的“宗教目的”,另外由于宗教是民众内心深处保证国家统一的因素,所以国家应该鼓励民众参加教会,而不论哪一教派,甚至可以容忍那些教友援引教义而不承认对于国家的直接义务。黑格尔认为这些都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对于教会所应该持有的“宽大”态度。当然,在教友不承认国家的直接义务方面,黑格尔并不主张国家一味“宽大”,而是强调了“看数量而定”,这也反映了作为一个理论家的黑格尔不乏务实的风格。黑格尔主张这样的宽容政策是因为,在他的伦理实体的理论体系中,国家之中还有一个市民社会的环节,教友虽然可以不承认对于国家的直接义务,但是他却逃脱不了市民社会的“无形的手”规律的约束,黑格尔对斯密的“无形的手”的理念赞赏有加,即市民社会中的人是怎样通过追求私利来推进公益的。所以在此处,国家也通过这只“无形的手”,使得教友对国家承担起某种“间接义务”。黑格尔论述道“国家已把这些教会成员交给市民社会使受其规律的约束,国家自己就满足与他们用消极的办法来完成对它的直接的义务”。[5]  
      黑格尔还讨论了国家执行宗教宽容的几个具体的案例。“教友派与再洗礼论者”,率直地拒绝了“保护国家免受敌人攻击”的义务。黑格尔主张让他们提供其他的给付作为交换。但是,黑格尔也对这一机制的泛滥表现出了反感,他认为如果你不履行对于国家的义务,也无权主张成为为国家的成员,因为国家作为一个伦理实体,在其中权力与义务是相当的。“不承认其为国家的成员”与黑格尔前述的理论有少许的背离,前面黑格尔讲到现代国家不应该插手个人的内在心灵,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普遍物,又必须得到维护,所以,务实的黑格尔提出了两个方案:这样的“宽大”政策“当然要看数量而定”,以及国家需要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克服这种“反常状态”。这里的“其他力量”是指“风俗习惯”和“制度内在的合理性”的力量。[6]前一个方案是一个静态的视角,解决的可能是一些短期的问题;而后一个则是一种动态的视角,属于长期方案,是对于国家的“礼乐”习俗与制度建设的重视。  
      联系历史,在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奉行“三个无所谓”(对宗教无所、对种族无所谓、对社会无所谓)的普鲁士对于犹太人是比较宽容的。后来因拿破仑战争导致的1807年普鲁士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复辟时代”,改变了犹太人一体化地获得解放的进程,并将他们推向了一条消解自身民族性、个体化地适应市民社会的“同化”道路。[7]回到文本,黑格尔也赞扬欧洲(或者是德意志内部)各国政府对待犹太人“既明智,又大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对于德意志国家中的犹太人为代表的非日耳曼民族成分表示了一种欢迎。  
      2、国家应该对宗教有必要的监督  
      黑格尔提到了有些人依仗宗教而“漠视”“国家的利益和事物”或者是以此“独步天下”,“排斥一切国家设施和法律秩序”的“宗教狂热”等。这些都构成了黑格尔认为的国家对于宗教实行必要的监督的理由。除此之外,由于宗教在尘世的代表——教会,是需要基本的财产、人员的,所以教会必然要“进入到国家的领域”,而“受治于国家的法律”。另外,可能是由于新教改革相去不远,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教会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仍然残留着“越俎代庖”的“管辖权”,例如,离婚、宣誓等。[8]这些民事方面的管辖权在黑格尔看来也应该有国家来接管。此外,由共同宗教信仰的人可能会组合成一些教会或者同业公会,这些性质的组织处于市民社会之中,在黑格尔看来,这些组织应该与其他的同类型组织一样,受到国家的监督。  
      黑格尔还批评了一些极端化的宗教狂热的观点,例如,认为自身“包含着宗教的绝对内容”,把“国家看作到达外部目的的机械式的脚手架”;视自身为“神的王国”“天国进阶和前院”,将国家视作“尘世王国,即虚空有限的王国”,并因此将自身看作“目的”,视“国家”为手段。更进一步地,在传播教义时将以上的这些观点混在其中,要求国家要保证教会的“完全自由”,“无条件地尊重传教本身”。黑格尔认为以上的这些请求是不合理的,他反问道,一般的科学和其他的理论,同样可以构成一个自洽的逻辑整体,具有独立的原则。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科学也可以自我主张为目的,而视国家为手段呢?在黑格尔这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者:鲁宇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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