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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4)

    发布时间: 2019/7/11 0:44:3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亚理士多德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强调有机整体的和谐。圣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本身就是整一,他把自己的性质印到他所创造的事物上去,使它尽量反映出他自己的整一。有限事物是可分裂的,杂多的,在努力反映上帝的整一时,就只能在杂多中见出整一,这就是和谐。和谐之所以美,就因为它代表有限事物所能达到的最近于上帝的那种整一。”他还说:“数始于一,数以等同和类似而美,数与秩序不可分。”(注11)圣奥古斯丁的这些观点,显然就是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原则的重复。著名的美学家鲍姆嘉通亦认为,“美是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所谓“最好”就是“最完善”,最丰富的杂多调和于最完满的整一(注12)。这种观点,与毕达哥拉斯的数之圆满理论也是一脉相承的。   
      受这种美学观念的左右,西方古典艺术家纷纷追求文艺作品的对称、稳定、整齐、和谐之趣,即“庄严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注13)。如作为西方古典雕刻起源的伊琴岛的人体雕像,在最关键的部位即头部的雕刻中,就严格地遵守这种观念。“雕像中所有的头都是按一个模样雕成的,不管动作、性格和情境方面有多么大的差别。鼻子都是尖的;额头仍然是向后缩的,并不是自由直立的;耳朵竖得很高;眼睛的缝切得很长,平板无起伏,斜立着;口总是闭着的,口角向外扯起而不是低垂;腮帮也是平板的,下颚却很厚实,现出棱角。头发的样式和衣服的褶纹也是千篇一律的,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对称原则(这在雕像的姿势和群像的组合中特别显著)”。(注14)再如雅典卫城上的希腊神庙、古罗马的圆拱式建筑、圆形露天剧场以及西班牙的红宫建筑群,也都典型地体现了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体系的那种整齐、和谐、对称、圆满的数学美学精神。   
      这种情况一直到十九世纪初都没有多大改变,当以参差变化为特征的中国园林艺术传至欧洲时,美学老师黑格尔即每每表示看不惯。他声明更重视整齐一律原则,而对错综变化的风格持否定态度。他说,“因为错综复杂的迷径,变来变去的蜿蜒形的花床,架在死水上面的桥,安排得出入意外的高惕式的小教堂、庙宇,中国式亭院……之类都只能使人看了一眼就够了,看第二眼就会讨厌。”(注15)他认为美的园子的秩序安排应当是“整齐一律和平衡对称”的。就象“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于园林艺术的”法国的园子那样,连树木都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修剪得很整齐,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注16)   
      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体系的美学原则在西方诗歌艺术中亦得到反映。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观念相对应,西方诗人表现出用圆满的“数”来规范诗歌音步、诗行、诗节,从而使诗歌整体风格达到整齐和谐的审美倾向。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六”这个整齐的偶数在西方诗歌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它限制着诗的音步,形成所谓“六音步诗体”。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都是六音步诗。所谓“六音步诗”,即由五个长短短格和一个长短格所构成的诗。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元音长短区别较明显,所以古希腊诗和拉丁诗都以元音长短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有短长格、短短长格、长短格、长短短格等。这种用元音长短构成的节奏显得比较参差复杂,不符合西方人以“整齐单纯”为美的审美习惯,故西方人以“六”这个整齐的偶数来规划它,使参差归于整齐、杂多归于统一。   
    其次,它限制着诗的行数,形成所谓“六行诗”。六行诗比其他诗体形式更强烈地吸引了诗人的注意,但丁给六行诗作者阿诺以殊荣,他自己也模仿写六行诗,还写了一首双体六行诗。六行诗刺激但丁的诗的天性和欲望,使他在文学领域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才华。六行诗,亦体现出一种数的整齐。   
      再次,它还限制着诗的节数,形成所谓“六节诗”。六节诗共分六节,每节六行,首节各行最后一词在各节中以不同次序重复之,最后一小节为三行,其中六个押韵词三个置于行中,三个置于行末。六个押韵的词在首节中按一种交替运动顺序排列,次节以首节最后一词作为第一行的韵词,依次类推,直到结束。六节诗最能体现毕达哥拉斯以“数”来支配艺术、解析美的精神。受“六”这个整齐的偶数支配,这种诗体整体上呈回旋往复、环形匀速运动态势。   
      为什么西方人这样推崇“六”,以“六”来作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编码数目呢?塞维尔的伊西多认为,“六”属于三个完美的数字(6,28,496),这三个数字依次地毫不亚于10,100和1000。他说:“一个完美的数是能够由它的各部分恢复原数的数,例如六;因为它有三个部分,一个六分之一,一个三分之一,一个二分之一,它的六分之一是一,三分之一是二,二分之一是三。将一、二、三相加,其和正好是六。因此,毫不亚于一十、一百和一千的完美的数是六、二十八和四百九十六”。(注17)此外,西方人认为“数字6属于天空的半族,数字7属于陆地的半族(这恰好同《易经》以奇数7为天、以偶数6为地相反)……在旭日的形象中数13可以象征两项之和:6和7,天和地等。”(注18)这种强调6同于10、象征完满和天体的观点,其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精神是相通的。这正是“六”成为西方诗人特别注意的一个数目的原由。   
      总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体系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艺的整体特征,是在数的参差变化中求不变、稳定、整齐、对称;在西方艺术家的眼中,整齐一律是最美的,而参差变化是文艺数量编码运动之大忌。与此相对,《易经》数学美学体系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艺的整体特征,是在数的整齐一律中求变化、运动、参差、错综;在中国艺术家的眼中,参差变化是最美的,而整齐一律是文艺数量编码运动之大忌。虽然二者最后都在表层艺术形态上体现为数的“整齐与参差”、“稳定与变化”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但其基本运动指向和趋势是相反的。这表现在艺术风格上:一是静穆、雄浑、单纯、崇高;一是灵动、飘逸、曲致、奔放。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体系和《易经》数学美学体系对各自民族艺术精神的影响如此之大,是令我们感到吃惊的。   
         
      六   
         
      然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体系和西方人更重视对称、稳定、和谐之美,《易经》数学美学体系和中国人更重视参差、变化、错综之美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数,作为体现宇宙自然及其关系的一种客观存在,无论对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是一致的;它所具有的那种整齐对称之美和参差错落之美,对西方人和中国人也都是一样的。对于不同的数学美学的追求和偏爱,不是数本身“美”或“不美”的问题,而是审美主体的心理因素的差异所致。   
      那么,又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这种审美心理因素的差异呢?德国美学家玛克斯·德索的两个重要研究成果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启示:   
      一、“对称和谐只在横式中产生愉悦”。   
      二、对称的竖式给人的感觉是不对称(参差)的。   
      玛克斯·德索是这样解释他的这两个“成果”的:这是由于“与我们有关的绝大多数自然结构都表现出横向对称,正因为我们习惯于这种对称,所以转向艺术作品里的这种对称便使我们得到重新发现熟悉的规则的愉快。然而人和低级动物的双边横向对称形式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创作和欣赏艺术品时喜爱对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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