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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3)

    发布时间: 2019/7/11 0:44:3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编码节奏和整体风格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原则的潜在制约下,中国的艺术家们往往追求“不齐之齐”,用参差来求整齐;中国文艺呈现出了一种一以贯之的参差变化、曲折多姿的美学特征。    
      宗白华先生对中国画的错综变化的空间节奏就有很好的品评。他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指出:中国画不象“西洋自埃及、希腊以来传统画风,是在一幅幻现立体空间的画境中描出圆雕式的物体”,而是“用笔墨的浓淡,点线的交错,明暗虚实的互映,形体气势的开合,谱成一幅如音乐如舞蹈的图案。物体形象宛然在目,然而飞动摇曳,似真似幻,完全溶解浑化在笔墨点线的互流交错之中!”    
      书法家则凭借汉字的点、横、竖、撇、捺的长短、大小、多少、肥瘦、疏密、朝揖、应接、向背、穿插来展示书法艺术的参差错落之美。如颜真卿“《送裴将军诗》兼正行分篆体。倏肥倏瘦,倏巧倏拙。或动若钢铁,或佯若美女;或如冠冕大人,鸣金佩玉于庙堂之上;或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或如金刚瞋目,夜叉挺臂;或如飘风骤雨,落花飞雪”(《书林藻鉴》)。   

     连插花艺术都以这种参差节奏为旨归。明袁宏道曾论插花说:“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两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注8)    
      至于苏州园林艺术对回廊曲水、嶙峋怪石、绕树枯藤、蜿蜒小径的偏爱,则是《易经》数学美学参差变化精神的具象体现了。    
      诗文艺术编码节奏更是这样。刘大櫆论文曰:“文贵参差。天生之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曲注为佳。”(《论文偶记》)袁枚论诗曰:“揉直使曲,叠单使复,山爱武夷,为游不足。”(《续诗品·取迳》)    
      这种参差变化的审美原则对中国格律诗(近体诗)的形成和定格的影响最为突出。在其规范下,中国格律诗在整体上呈现出于对称中求参差错落的艺术特征。    
      一、从语音声调上考察。中国格律诗在声调上的特点是分平仄、明四声,追求高低变化、抑扬顿挫的音韵节奏。即所谓“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注9)这种参差错落的平仄四声节奏的形成与划分,即与《易经》数学美学原则密切相关。据“四声说”的首创者沈约云,他以“四声”来划分汉语声调,便是出于对《易经》“四象”数量编码运动的模仿。    
      二、从文字对偶上考察。中国格律诗的最大特色是讲究字句的对偶。这种“对偶”节奏也是从《易经》数学美学体系而来。我们知道,《易经》的阴阳二爻对转规律就是一种“对偶”规律。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卦画、名称及其所代表的事物,在其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对偶的。如乾对坤、天对地、震对巽、雷对风、艮对兑、山对泽、坎对离、水对火等,莫不对得十分工整。这些“对子”后来还直接用于诗歌创作之中,杜甫就喜用“乾坤”、“天地”等《易经》上的对子入诗。据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对偶类》载,唐人研制近体诗格律时,便以《易经》上的“对子”作为模式:“元氏云:‘易曰: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此皆圣作切对之例也。’”“况乎庸才凡调,而对而不求切哉?”    
      值得指出的是,正象《易经》的阴阳二爻对应不是“对称”而是“对立”一样(以上所引《易经》诸对亦然),中国格律诗的对偶在其实质上也是“对立”而不是“对称”。这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体系讲求的“对称”是不同的。中国格律诗的对偶体现的仍是一种在整齐一律中求参差变化的艺术精神。首先,它在平仄声调上是相错的;其次,它在内容意义上是相反的。那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对称的对子即所谓“正对”,是受中国诗人贬斥的。中国诗人提倡的是那种形式内容上都错综变化的“反对”。如《文心雕龙·丽辞》所云:“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三、中国格律诗歌编码节奏还有一条重要原则,即“半逗律”。所谓“半逗律”,就是一句诗必须有一个“逗”(最显著的那个“顿”),这个“逗”把诗句分成前后(或上下)两半。其音节分配是:五言二三,七言四三。林庚先生和袁行霈先生都对此作过研究,认为“半逗律”乃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上的普遍特征”(注10)。但中国诗歌何以会形成这个“普遍特征”,两位先生都没有深究。其实,这个“半逗律”,亦即《易经》数学美学体系的“寓变化于整齐”规律。“半逗”,即阴阳对分;“二三”或“四三”音节,即奇数、偶数的参差交错。六言诗和四言诗不合乎这一美学规律,故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六言诗以二二二这样的匀称音节组合,四言诗以二二音节组合,都不合乎奇偶对立规则。只有五言诗、七言诗是奇偶交错、阴阳对立、寓变化于整齐,合乎《易经》数学美学规律,因而成为中国诗歌的最完美形式。    
      在《易经》数学美学体系中,“九”是一个至高至美的数,而“七”,这是一个最富于“变化”的数。“七”,最集中地反映了《易经》的变化精神,是《易经》变化规律的总结。《易经》重卦的数量编码运动,即是以“七”为循环曲线不断向前推进的。《易经》数学美学体系有一条重要规律,就叫“七日来复”。(“复卦”卦辞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我们从七言诗平仄与四象数量编码序列的对应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七言诗之所以为“七言”,是由这条规律制约的。    
          
      五    
          
      然而,在西方,由于受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体系“寓整齐于变化”审美原则的影响,其文艺编码节奏和风格,却以整齐一律、统一和谐为上乘。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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