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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初经学的守旧与开新(1)

    发布时间: 2019/6/3 0:26:3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国学文化
    文字 〖 〗 )

    一、宋初的政治统一与重建统治思想的客观要求 

     

        公元960年,赵匡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陈桥兵变,后周被推翻。一个崭新的统一的朝代随之而起,是为宋。 

        赵匡胤建宋,政治局面重归统一。但是,必须指出,这个统一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局限性。宋太祖、宋太宗两兄弟虽然经过连年征战,统一了大江南北,恢复了汉唐疆域的大部分,但在四周,却仍然是一片战乱。在西部,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在北部,有契丹族建立的大辽;在新疆有高昌;在青藏有吐蕃;在云南有大理等等。这些周边的地方政权,跟赵宋政权攻伐作对,使其从一开始就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以史为鉴,把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问题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史载,建隆初,他征询赵普,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几易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注: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赵普认为,要加强集权,就必须压制和打击地方分权势力,办法是把地方上的政权、财权和兵权收拢到中央。这样做,天下也就“自安”了。赵匡胤对赵普的建议是心领神会的,并且是付诸实施了的。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后来朱熹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 

        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赵匡胤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采取“收”的断然措施,而且在重振纲常、重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诸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史载,赵匡胤一生征战,以读书爱书为乐,他“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周世宗曾问他为何爱书成癖?他回答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慧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他称帝后,不仅自己勤于读书,而且告诫群臣在百忙中不要荒废读书之事。“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赵普出身小吏,寡于学识,“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宋史》本传载赵普“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鲁论》是《论语》的一种。汉兴,传《论语》者三家,鲁人传之谓之《鲁论》,齐人传之谓之《齐论》,出于孔壁之书则谓之《古论》。据《汉志》,《鲁论》共二十篇。赵普所学所用,估计就是这二十篇《鲁论》。赵匡胤对赵普的要求和赵普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宋初文臣武吏竞相通过读书,以提高统治集团政治能力的动向。 

        赵匡胤对传统儒学是非常重视的。据载,他即位之初,便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廓之板壁。”(注: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他还亲自为孔子、颜渊写赞词,“令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赵匡胤不仅十分重视儒学,而且十分重视儒臣。即位初,他曾说过如下一段话:“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赵匡胤以儒臣知州事,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用儒臣反割据,避免重蹈唐末以来藩镇势重致尾大不掉的覆辙;另方面,用儒臣清吏治,重建已经败坏的封建伦理纲常。乾德元年,赵匡胤下令:“诏礼部贡院,所试《九经》举人落第,宜依诸科举人例,许令再试。”(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许令再试,就是企图通过再试,把更多的儒生吸收到朝廷中来,使他们为赵宋政权的长治久安筹谋划策。乾德四年,赵匡胤因后蜀铜镜发现后蜀年号与宋朝有重复事,又提出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的主张。(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表明他重用儒臣已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赵匡胤推崇儒学,着重点是推崇儒家宣传的封建伦理道德。开宝元年,他下诏云:“人伦以孝慈为先,家道以敦睦为美,矧犬马而有养,岂父子之异居?伤败风俗,莫此为甚。应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无得别籍异财,长吏其申戒之。”(注:王称:《东都事略》。)二年,又下诏云:“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注:《宋史》本纪。)三年,又下诏云:“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闻,德行纯茂,擅乡曲之誉,为士庶推服者,以闻。”(注:王称:《东都事略》。)八年,又下诏云:“郡国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材异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诣阙。”(注:《宋史》本纪。)赵匡胤多次下诏,对封建伦常三令五申,且用最重的刑罚惩治不忠不孝之徒,目的无他,就是企图通过重振纲常,移风易俗,使赵宋政权得以建筑在更加牢固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上。 

                 

    二、镂版印刷的发明与经籍的广泛流播 

     

        《宋史·艺文志》载:“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 

        《宋史·儒林传》载:真宗景德二年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邢@①经版几何?@①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与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有一段对话:“(真宗)谓敏中曰:‘今学者易得书籍。’敏中曰:‘国初唯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 

        从以上史载,可见唐宋之际藏书和经书流播大致情况,看来后周显德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经书苦于抄写,传世不可能很多;之后,镂版之术发明了,可以大量地印刷,经书的获得和传播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据《宋史·艺文志》载,宋初太祖、太宗两朝,朝廷掌握的图书,其数量毕竟少得可怜。太祖时,只有书籍一万多卷,其后削平地方政权,收其图籍,又下诏购其散亡,国家图书馆所藏之书,稍有增益。太宗即位,于左升龙门北修建崇文院,把国家几个图书馆的书籍充实进去。另建“秘阁”,有书一万多卷。太宗不仅常到秘阁看书,而且要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从中获取教益。 

        到真宗朝,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推广,朝廷掌握和社会流通的图书才开始大量增加。邢@①和向敏中回答真宗的一席话说明了几个问题:一、国家掌握的图书已从宋太祖时的一万多卷,骤增至十多万卷;二、与史籍增长的同时,经籍增长更快,经、传、正义皆具,既全面又系统;三、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说明图书的掌握已越出了朝廷的范围,读书人以至寻常百姓家,手中都有自己的图书典籍了。这不能不说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吴澄说:“宋三百年间,锓版成市,版本布满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是对整个宋代印刷术发明和发展的评价。它实际上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毕升之前,雕板印刷的发明;第二阶段是毕升以后,活字印刷的发明。毕升是北宋仁宗庆历时人。他发明的活字印刷弥补了雕板印刷耗时和不够灵活等缺欠,把效率大大提高了一步。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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