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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8/10/8 10:30:0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作者】汪涌豪
    【关键词】 《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 (陈尚君 著 )

         陈尚君先生是学界公认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近年来,更在汉唐文史多个领域做出许多成绩。识者以这些工作所达到的境界,只当于老辈中求其伦比,近世以来少见其匹。就其新出《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来看,此言非虚。

        《论考》在“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的发端辞下,连缀五组长文,对汉唐文史与文献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做了全面精详的论述。尤其是一、五两部分,就断代分体文学全集的编撰,以及近年新出汉唐文史论著所见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意见。其中对断代文学全集编篡学术准绳与评价准则的揭示,对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下,诸家汉唐方志辑轶、唐文补遗、《全宋诗》、《全宋文》的得失,乃至域外汉籍研究等,均条分缕析,备见原委。有时驳去俗解,翻深前贤,在旧题旨中转出新意,尤带给人思理折进的快意。

        其实,通观全书,诸如搜罗全备、体例妥善、校录精审、考辨周详等评说标准,均非其个人的发明,而是循历代人治学的通例。当然,将这些标准落实到具体,往往涉及版本的选用,文字的厘定等方方面面。又,历代典籍迭有迁改,情况复杂,如何避免失校与失用,克服以一定万、以偶冒常的错误,也是他特别经心的。对此种种,他都结合自己订补重辑古籍的经验,据实说话,在充分体谅文献整理落叶复扫的特殊性同时,既肯定编撰者的劳绩,又不做讳饰之言。以大篇幅发扬周勋初主持校订本《册府元龟》之于中古文史研究的意义,同时结合辑纂《全唐文补编》和《旧五代史》的体会,指出此书的校订和利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就是一显例。有些今人的工作,因明显违反古籍整理的规程与原则,如不用前贤成果及后出补遗,不遵古人收录体例等等,他则直言提出批评,并一一予以纠正。如指《汉唐方志辑轶》贪多务得,挂漏颇多;《全唐文新编》拼烩成书,了无新意。相较于时下常见到的不下基础工夫仅以口舌增损,或爱憎失度褒扬溢量的浮泛与虚夸,这样的批评显然更深切著明,更可见作者责善无私求实无畏的问道的素心。

        尤可称表的是,作者的博学与精细是由开阔的眼界与弘大的学术追求提领起来的。因前者,许多人所未言之要害,经其一一阐白,顿时条贯分明,且验之载籍,历历不爽,这一点已为人所了解。因后者,在孤文片记搜罗殆尽的背后,那种对曲通旁达、解粘去缚的弘通功夫的推崇与践行,相信经由本书许多篇章,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盖作者深知传统考据必须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基于“传统学人重视诵读、褒贬、义理,文献阅读要求比较狭窄,现代学人更多地关注古人生存发展和社会变动的一切细节,更多地强调利用最原始、直接的文献来研究学术课题”(114页),所以,他为自己的工作设置了很高的标竿,不但留意从传世文本中读出某个具体的本事,更重视读出其背后所涵摄的一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全貌与肌理。如评述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就非常关注其中涉及的政治、社会、文化与民族,包括家庭社会史、海运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及文学史、艺术史等内容,以此来获取有资唐代文史研究的信息。据此,应该这样说,作者对许多具体细节的精湛考证与精准的究诘,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他对一个整体全局的准确的把握。这使得他的研究避免了漫散无归的旧学弊端,并让人明白,在考证一途,固然先有事实的是非,才谈得到评判的是非,但这个事实绝非被动地在那里,它太依赖有人把它们唤醒了,当然,是用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

        由此想到陈尚君们存在的意义。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他曾多次说到受乾嘉以下一直到近代如钱大昕、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余嘉锡等人的影响,尤其是岑仲勉。虽然,他不赞成“回到乾嘉”的说法,也不主张国学再度成为学术的主流,但认为包括乾嘉学派在内,前人基本的学术准则和治学方法仍应遵守。确实,如乾嘉史学之官史重于私史,古史重于今史,且早期重经学而后期重小学,学问之外,颇有门户,细碎相逐,互不相通,诚不值得效仿,此所以陈垣要说“不与乾嘉作殿军”。但当此学风日趋浮夸,末流放失在在多有,而西学的引入,又不同程度地导致历史叙述的当代性被滥用与误用,他这种对前贤的尊重与追仿,还有最大程度地利用遗存文献文物构建古代历史的努力,就不能不说很难得,让人想到一种受使命感支配的淡定的坚守。

        今天,类似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正饱受争议,有人甚至发文,质疑确定题目后必须广泛搜集资料的研究路数,认为过分依赖文献正是影响当今学术创新的一大原因,其结果直接造成每年产出的十几万篇研究生论文大多了无新意。可谁能否认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更何况在比较不同的史料时,傅氏也讲要注意对看官家与民间、近人与远人、本国与外国、直接与间接不同的记载,并从理解上又分疏了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的不同的义界。作者不涉入这类观念与方法的争论,长日更深,全付精神,既注留在传世的基本文献上,复关注孤本秘笈与海外古抄逸书等新出的材料,以为“对海外文献和研究的利用不足,是中国大学文史研究的普遍缺憾”(110页)。此外,受岑仲勉以碑刻考证历史的影响,十分重视石刻文献的充分利用,以为其在二十世纪被大宗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唐代文史研究的格局,造成了全新的气象”(510页)。说到碑刻,所记职官、地理等固然可供人补正,但所记郡望与世系就多不可信,故黄永年先生《古文献学四讲》称“据碑刻治史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的严格训练不可”。作者对此类文献非常精熟,所以书中相关批评每能切中肯綮,难以摇撼,此又是陈寅恪所说地下与纸上材料对看的意思了。陈氏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问题与材料哪里能够分离。作者的工作是提供给这一判断很好的例证。

        由此想到钱穆在《史学导言》中说的话,任何一种学问一定含有考据的成份。其《学术与心术》又说:“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有真思想与真理论”。或许,既不戾于古而违于时,又无屈于旧而昧于新,以新眼观旧书,以科学精神发扬传统学问,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不计经济得失或短期效应的求道精神”(562页),就是陈尚君们治学的趣向和存在的意义。较之通篇游虚者,它往往得之深而言之切,体正大而传久远。因为它担荷了一切新腾起的新解新说,并管束着它们最后能走多远。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2008-09-26
    编辑:秋痕

    论唐太宗诗
    王兆鹏著《唐宋词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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