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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精彩的敦煌学广角镜:读《敦煌文书的世界》

    发布时间: 2008/5/21 10:52:2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文字 〖 〗 )
    【作者】柴剑虹
    【关键词】 《敦煌文书的世界》(池田温 著 张铭心、郝轶君 译 )


    [ 1 ]


        池田温先生是日本敦煌学界具有儒将风度的重量级领军人物,其著述对国际敦煌学研究贡献至钜,也一直与中国的敦煌学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四年前,当“日本中国学文萃”的主编王晓平教授提出编辑“大家小书”的设想,并将此书列为该丛书的第一批选目征询我的意见时,我马上表示举双手赞成。现在,经过张铭心、郝轶君两位译者的辛勤努力,此书的中译本终于面世了。

        池田温教授是研治敦煌经济文书的专家,所以我曾猜想此书一定是通过介绍文书内容来展示敦煌社会经济生活的,待翻开书拜读之后,才知道我的认识并不全面——“序编”部分,概要介绍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介绍敦煌学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本编”部分,在说明敦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以文书为中心讲解敦煌的流通经济,并涉及敦煌写本的物质形态与真伪鉴别;“副编”部分,围绕着上世纪80年代后敦煌吐鲁番学的进展,探究敦煌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总之,此书内容已远远超越了文书本身,其文字则朴实无华、要言不烦,既是好读易懂的敦煌史、敦煌学、敦煌文书的普及之作,亦系精髓时见的凝聚作者治学心得之学术佳构,堪称精致精彩的敦煌学广角镜。

        作者在“序编”的首章“敦煌”里特别撰写了《名门望族的社会》一节。不足两千字的篇幅,对汉晋之后实际支配着敦煌社会生活的张氏、索氏、令狐氏、氾氏、宋氏等名门望族做了精当的分析。因为敦煌原本是水草丰茂的牧野,地广民稀,建郡于汉武帝时期后逐渐开发,其平抑豪强、保护商贸和推广衍溉、提倡深耕、发展农业起于汉末魏初仓慈、皇甫隆两任太守之时,而佛教传入敦煌、莫高窟开凿及大量中原居民移居河西则是在两晋时代。因此作者将论述的重点落到这个历史阶段,并得出以下结论:“豪族们在兼并土地的同时,还控制往来西域的胡商,对丝绸之路上的通商贸易也进行了垄断。可以说,这些都为以后敦煌名族中文人辈出、佳话广传的文化教养之发达奠定了经济基础。”“汉晋文化在此偏僻之地得以保存,为下一个朝代新文明的形成提供了源泉,可以说,这是敦煌的名门望族对历史所作出的贡献。”这两点涉及敦煌文化的基础和源泉,而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五姓望族,确乎令人深思。另一方面,敦煌能成为“华戎所交”的国际文化都会,多元外来文明和各种宗教文化的交融与包容亦至关重要。对此,作者肯定了敦煌“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同时,又吸收了多种外族文化”的优越性,又将论述重点放在丝路阻绝后粟特聚落(从化乡)的消失、商贸的衰微和文化交流的受阻,认为8世纪中叶之后,敦煌“营养源的枯竭已在所难免”,积极作用渐失,再也无法重现辉煌了。作者的这个看法对我们理解敦煌文化艺术繁荣与衰落的原因,对探索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和原因,对把握藏经洞包罗万象古文献的历史文化背景,都不无启示。至于作者对吐蕃统治和西夏占领时期的消极作用是否看得过于严重,则是一个还可以做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谈到敦煌学史,作者在“序编”中专列了“敦煌学与日本人”一章,这理所当然地会引起我们的关注。此章分四节。第一节不仅从狭义、广义上分别诠释了“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而且认为1983年以后学界有意识地将广义的“敦煌学”名称改为“敦煌吐鲁番学”,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重要性被人认识相关。这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以唐长孺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整理与研究吐鲁番文书上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推进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至于“敦煌学”一词何时、由谁开始使用的问题,作者指出:“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1925年8月)已经使用过若干回‘敦煌学’这个词”,表明此词“在19世纪20年代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始使用了”,但石滨纯太郎的演讲文章正式发表于1943年;因此,作者又明确表示:于1930年3月,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序,“由陈寅恪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该词并在学界确定下来的说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以为这个观点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另外,作者将敦煌学的兴起与发展分为草创期(20世纪初至20年代)、生长期(20年代至40年代初)、确立期(40年代中至70年代)、发展期(以80年代初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为起始)四个阶段,是综合了中国和日本、欧洲的研究状况而作出的区分,比我们曾经以1949年为界划分一、二阶段要科学,也是基本上符合这门新兴的国际性学科形成发展规律与实际情况的。作者所划分的确立期与发展期之间断了若干年,我曾经将1978-1982年定为“过渡期”,或许可补此阙。

        作者在第二节论述日本人对敦煌学的贡献,言简意赅,客观公正,并无过誉或自谦之嫌,无须我在此赘述。书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第三节作者对“日本敦煌学的特性”的分析。作者提出:“敦煌吐鲁番之地居民的多样性,必然带来此地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而且不是分散的多源要素个体,而是呈现出相互交流、渗透、同化的复杂情景。如此看来,对既是岛国又只有相对单一的住民构成的日本社会来说,简直是完全相反的世界。”“因此日本人对敦煌、吐鲁番所感兴趣的是对不同性质世界的强烈向往,也有丝绸之路热潮的背景。”但作者进而指出,这只是日本人关心敦煌吐鲁番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非惟一的、根本的原因。他认为,“对佛法东传之路的热情,这也是驱使日本人对西域学术探求的一个重要动力”,“佛教是将希腊起源的西方文化因素带到日本的中介体,追溯其传来努力与日本文化的寻根志向不能说是无缘的”。正是整个民族文化寻根、文化创新的强烈意识体现为民众内心的自觉需求,加上丰厚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存与浓重的佛教文化氛围,促进了日本敦煌吐鲁番学的兴盛。

    编辑:秋痕

    中国文学史的归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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