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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伦理(5)

    发布时间: 2018/10/10 14:58:2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在笔者看来,现代中文科幻作品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思考,之所以无法成为像西方现代科幻中的重要题材之一,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作家对现代性问题的焦虑核心不同。按照美国学者梅泰·卡利内斯库(MatEi Calinescu,1934?2009)的观点:“作为西方文明——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三者带来的产物——历史中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9]其中有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方面。近代以来,西方科幻文学多侧重审美现代性,而中国科幻则更关注社会现代性。早在玛丽·雪莱所处的时代,西方作家便开始反思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福祸参半处境,对未来的忧虑促使警示性的作品连绵不绝。相对而言,基于百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历史,中国知识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多焦慮救亡图存、国计民生等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作家对以坚船利炮、科技进步为形象展现的现代性图景更多持正面态度,而非玛丽·雪莱式的警惕与反思,“虚无缥缈”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自然得不到他们的重点关注。   
      20世纪的中文科幻对人工智能伦理探讨相对较深的作品当推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1980)和王晋康的《生命之歌》(1995)。《温柔之乡的梦》描写在未来社会,不符合优生标准的男性只能娶仿生人作为妻子。后者依照阿西莫夫的三定律设计,完全听命于丈夫的指示。百依百顺的娇妻,甚至帮助醉酒的主人公烧掉自己的研究成果,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痛定思痛的主人公最终醒悟,决心和仿生人妻子离婚。[10]表面看来,这部小说是对阿西莫夫三定律在现实生活中可行性的质疑。但笔者觉得,其更深层则是批判毫无约束下的男主人公不断膨胀的人性黑洞。王晋康的探讨比魏雅华更深一步。中篇《生命之歌》里的机器人“元元”,外表是五岁的孩童,但心智却随着岁月流逝不断发展成熟。在获得能够使自己迈入生命界线的法宝(由基因密码组成的音乐)之后,他打算把这曲“生命之歌”输入到全世界的机器人和电脑中,希望同类为争取生存权而抗争。故事的结尾,人类虽然用情感纽带暂时约束了元元的“造反”行为,但却无法回避这一危机时刻终究要到来的困局。此外,在短篇《秃鹫与先知》中,王晋康描写一个清洁工机器人偶然间萌发了生存本能,像秃鹫一样靠盗取其他待报废机器人的能量来延续自己的“寿命”,当它被人类公开处决后,反而成为机器人的“先知”,引发了一场机器人革命。王晋康试图通过这两则故事告诉人们,高科技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并不一定威胁现有的伦理模式,只有当它们拥有强烈的生存本能之后,才会打破三定律的平衡,甚至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反噬人类。当然,提出问题的王晋康并没有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令人欣慰的是,进入21世纪,年轻的中文科幻作家对机器人问题有着持续而进一步的思考,其中的代表作有陈楸帆的《荒潮》(2013)、飞氘的《讲故事的机器人》(2005)和《爱吹牛的机器人》(2014)等。陈楸帆描述了近未来(2025年左右)的人机融合图景,其中的“垃圾人”少女小米作为一种典型的赛博格形态,折射出“攻壳机动队”的影子。飞氘则将时空模糊化处理,叙述机器人在思维和情感问题上的逐渐“人性化”演变。王晋康的长篇新作《类人》(2003)则描写了由全世界数百亿台电脑联接组成的“电脑上帝”,在不让人类觉察的情况下,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与全知全能的主控电脑相比,人类则显得渺小而孱弱。此类作品目前虽然不多,但却预示着中文科幻对机器人伦理的探讨将会有着更深入的发展空间。   
      就目前的科技和人类认知水平而言,作为新兴学科,人工智能伦理涉及学科交叉、文化汇融和意识冲撞等诸多范畴,并且随着科技发展和时代进步,许多刚刚建构的伦理模型会很快被推翻。基于此,笔者并不试图建构一种稳固的伦理框架,而是呼吁突破传统“物我两分”的认知观念,将人类自我进化和人工智能升级放到统一的维度去审视。这样,对人工智能伦理的思考就不再是二元关系的难解困局,而是人类如何面对自身进化的深刻哲思。如果我们不摒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主奴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积极建构“后人类”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关系,也许笔者在开篇所设想的悲观未来就将很可能成为现实。作者:吕超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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