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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伦理(4)

    发布时间: 2018/10/10 14:58:2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从哲学角度看,作为一种知识和概念的“人”是有始有终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中提出了“人之死”的观点,这里的人是指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即有关人的观念和学说。[4]按照福柯的分析,“人之死”是以康德的人类学为基础的哲学的消失,是19世纪以来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形态的消失。尽管福柯没有明确指出将会出现何种新的知识形态,但旧有的肯定不再被奉作金科玉律,这其中当然包括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与福柯同时代的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也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执著于“无躯体能否思维”的探索,并最终从时间的恒久流溢性角度给出了肯定回答。[5]   
      1982年,美国《时代》周刊把计算机选为“年度人物”,戏剧性地向全世界宣告后人类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形成和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面对人体不断被高科技改造的潮流,不少人相信自然的进化最终将让位于人工进化,进而出现在体能、智力、寿命等各方面都超越当今人类的“后人类”。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唐纳·哈拉维,其发表于1985 年的《赛博格宣言》可谓纲领性文件。哈拉维认为高科技文化对既存的二元论思考提出了挑战。作为“社会现实和小说的共同创造”,赛博格是一个打破自我和他者界限的合体,是介于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后人类”。[6]1992年,欧美国家举办了一系列名为“后人类”的展览。在配合展览出版的《后人类》一书中,作者强调科技进步“挑战了旧人类的终结,以及后人类开始的界线”,“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也将进入下一个阶段”,[7]显然,在后人类主义看来,当今人类只是从猿进化到后人类的一个过渡阶段。但关于后人类的具体形态,因其充满着各种杂糅、跨界的可能,目前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预测。   
      中国话语   
      梳理完西方文学中的人工智能伦理,我们再来分析中国文学中的人工智能故事。   
      在中国古代,涉及人工智能的文献记载不少。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三十多种,譬如《列子》、《西京杂记》、《傅子》、《歧海琐谈集》、《古今图书集成》等。[8]最早的记载见于《列子·汤问》中的“偃师造人”故事。虽然出自介绍民间方术的集子,但其本身却完全可以视为技术类幻想小说,影响也颇为广泛。偃师造出的人偶和人类的外貌酷肖,周穆王一开始还以为是偃师的随行之人。人偶的下巴被掰动则能够曼声而歌,调动手臂便会摇摆起舞,表演完毕后,还向周穆王的宠姬抛媚眼。这一轻佻行为激怒了周穆王,他认定人偶为真人假扮,下令处决偃师。偃师为证清白,现场将人偶拆解,展示其由皮革、木头、胶漆组成。这些没有生命的部件一经组合,便成了活生生的人偶。很明显,在这一故事中,人偶是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盛怒后的周穆王也不再对重新组装的人偶怀有敌意。   
      细细梳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人工智能外部形态较为粗糙,功用也较为简单:或用于杀伤敌人,或用于捕捉野兽,更多的则是用于歌舞表演,如完成击鼓、吹箫等动作。唐朝《乐府杂录》记载:刘邦北击匈奴,却被冒顿单于困于白登,后依陈平施“美人计”,让美女人偶在城楼上歌舞献艺。匈奴阏氏担心汉人美女会与自己争宠,便力劝单于撤了兵。《大业拾遗记》中则虚构了隋朝皇室当时的歌舞盛况:两百名人偶共同演出的场面。笔者发现,这些文献记载中的人工智能绝大多数是以木材为主要制作原料,以弹拨力或水力驱动,其外形虽类似人类,但在容貌和心智方面还是和人类有很大差距的。程式简单的它们,一般被视作精巧的器具,其所能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固定的。与技艺高超的人类制造者相比,人工智能还是相当笨拙的。因此,人们并不担心人工智能会媲美或超越人类的智慧,更不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实事求是地讲,古代中国文献对人工智能奴仆地位的描述,和同时期的西方文学是大体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当时中国科技的相对发达,中文典籍里的人工智能出现频率和出场规模,甚至比同时期的西方文献还要显著。但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对人工智能伦理的探讨却并未发生“弗兰肯斯坦”式的变革。在笔者看来,其原因应和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代表则是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背后深嵌的万物有灵潜意识。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阴阳可谓最原始的对立统一学说,五行(金、木、水、火、土)理论则是最基础的系统论。长期以来,中国的古圣先哲能够将世界万物的形成及相互关系都纳入五行理论来阐释。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便是建基在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的合流之上。在这一思维框架下,人们对神、仙、妖、魔、鬼、怪、精、灵等非人类族群的意象,给予了较多关注,甚至能够接受将其纳入人类的伦理框架。以传统中国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中的“妖”形象为例,他们虽然能够魅惑人心,将人引入歧途,但却也有很多艺术形象代表着美和善,甚至比人类更懂得存善心、行善事。譬如《聊斋志异》里的《聂小倩》、《画皮》(小唯),民间传说中“白娘子”(《白蛇传》)等。在这一传统思维模式下,万物皆可有灵,甚至能够变成为人,专门针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思考便很难出现。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科幻文学的传入,中国科幻也开始逐渐关注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不过,在大部分中文科幻小说里,对人工智能的描述基本沿袭了古代传统,它们或是工人,或是家仆,别具特色的作品较少。以销售量空前绝后(三百万册)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为例,作品中的智能机器人大都由方块组成的,头上顶着两支分岔的天线,高级一点的胸口则配有电视屏幕,靠此来接收人类的指令。很明显,这部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对人工智能的设定和中国古代传统是一致的,完全停留在服务人类的层面上,并未触碰人机之间的伦理困局。在刘慈欣的《三体·死神永生》(2010)中,由三体人制作的机器人智子,外表和人类无异,智能甚至超过人类。作为三体人命令的忠实执行者,它不惜对地球人大开杀戒。在最终失去和三体世界的联系后,它完全自主操控,和人类幸存者建立起一种介于朋友、家仆和保护者的朦胧关系。因《三体》的叙述重点并非机器人伦理问题,其对人机关系的设定也便选择了大众所熟悉和最易接受的模式。其他中文科幻作品中的人工智能,譬如倪匡《笔友》中的核弹控制电脑、郑渊洁《活车》中的智慧汽车、柳文扬《星海迷踪》中的纳米蚂蚁、郑军《生命之网》中的数字生命、星河《你形形色色的生活》中的機械监工或保姆、江波《机器之道》中的脑库和智网等,基本都未脱离上文所论述的人工智能伦理范畴。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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