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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1/11/29 14:17:2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二、对游侠理想的重新界定 
       
      游侠主要是作为专制权威的对立面出现的。汪涌豪、陈广宏二先生认为,游侠的理想主要表现为绝弃庸常的情怀。具体表现为:一,为求公正平不平;二,任性纵情的疏放;三,绝弃男女之情(笔者按:这一点主要表现在魏晋南北朝以后)。[11](P.126-178)这就意味着挑战专制统治的权威,所以主张中央集权者无不视之如仇雠。韩非子在理论上把游侠列为五蠹之一。汉代统治者更看不得他们分享最高权力,[12]对游侠采取诛杀政策。汉武帝将郭解灭族,宣帝任严延年为涿郡太守,诛杀两高,又为颖川太守,诛杀原、褚首要人物,东海太守尹翁归,处死当地大侠许仲孙,成帝朝坚持打击政策,元帝朝更变本加厉,原是游侠的人做官也要受到处分(《汉书·杨胡朱梅云传》)。[13](P.742) 
      而且,除了冒犯统治者权威招致打击外,游侠由于自身的特点,使游侠理想受三方面因素制约:一是出路问题,二是游的问题,三是生活方式问题。 
      关于游侠的出路问题,汪涌豪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行侠就其本义而言,在于以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行为,获得社会认同和道德荣誉,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付出的行为,而非世俗间以得利或生利为目的的获得行为。没有哪一类人可以赖此为生,或非得行此才能生存,自然也就没有哪一类人可以专擅其美。”[14](P.32-33)这就表明,侠只具有利他性,具有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个人所能获得的主要是道德领域内的认同与赞许。它不属于一种经营方式,不会在给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给自己带来继续进行此活动的后续资本,当然也就不能给侠自己带来经济利益。所以,从根本上说,它属于一种道德维护,这自然是一种侠的理想境界。这也决定了要做一个真正的侠必须有其他合理的谋生手段。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游侠缺乏正当的谋生手段和谋生技能。 
      既然是游侠,那么流浪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流浪性形成了游侠“不治产业”的基本特点,如冯素弗“惟交结时豪为务,不以生业经怀”(《晋书·冯素弗传》)。生活方式上,游侠则显得相当狂放,他们仗义疏财,济人穷困,常常出手大方,如祖逖“轻财好侠”(《晋书·列传第三十二》)。 
      从以上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本身缺乏高超的谋生本领,生活又是四处流浪,他们的侠行作为一种非盈利性的无私付出性的行为,不但在精神上需要慷慨付出,而且物质上也要大量花销。因此,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来源问题。所以,要保持侠的行为的高尚性和连续性,必须找到一条合法的生活出路。 
      这是相当困难的。他们的优势在于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出众的格斗本领,以及“为死不顾世”(《史记·游侠列传》)的胆量。既然他们出手大方又不想治理产业,又有一身出众的本领,那么最适合的谋生方式当然是抢劫。这不但更加使统治者仇视,也使侠客本身处于时正时邪状态,降低了侠义精神的高尚性。 
      由于这种先天性制约,史书上的侠称得上高尚的寥寥无几,多数是一边仗义疏财,帮助别人,维护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边又攻剽劫掠,危害着他们维护的侠义原则。如西汉的侠魁之一郭解“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史记·游侠列传》),义纵“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汉书·酷吏传》),赵季、李款“多蓄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汉书·何并传》),北齐毕义兴常劫掠行旅(《北齐书·毕义兴传》),曹操少时亦与袁绍持刀劫持妇女(《世说新语·假谲》),戴若思常常带领同伙抢劫商旅(《晋书·戴若思传》)。这种自我矛盾的生活方式,非常容易发展为单纯的抢劫,从而使游侠的末流逐渐向盗匪靠拢。 
      当侠成为一种社会名望的时候,它本身也成了一些人谋生的手段。如郭解徙茂陵时,“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史记·游侠列传》),薛安都“少骁勇,善骑射,颇结轻侠……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魏书·列传第四十九》)[15](P.1353),沈光“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隋书·列传第二十九》)[16](P.1353)。所以,游侠只要有名,就可以免去谋生的烦恼,这又滋长了游侠追名逐利的思想,背离了行侠的初衷。 
      史书记载中品德最高尚的游侠只有朱家一人。他基本上代表了游侠的理想。他的侠行包括“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史记·游侠列传》)。太史公对朱家评价极高,批评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所作所为,“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所以,统治者忌恨游侠,除了他们触犯统治权威,拒绝为统治者服务外,还因为游侠道德水准下降,打家劫舍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冲击了正常的社会道德伦理。 
      但是,在汉末群雄逐鹿的特定情况下,游侠又表现出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重然诺,不顾生死而又本领高强,是一支左右割据力量存亡的重大力量,如为曹魏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臧霸、夏侯敦、典韦都是暴豪之侠(《三国志·魏书·臧霸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敦传》、《三国志·魏书·典韦传》);另一方面,他们又破坏着割据势力的权威,尤其是三国鼎立,皇权在一定范围内得以确立的情况下。所以,如何给他们找一条出路,发挥他们的长处,限制其危害性,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这个课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游侠放弃自己的原则,接受专制者制定的道德原则。这是一个改悔的行为,而曹植在曹丕、曹叡统治期间的生活就是检讨自己的言行,作出悔改的行动。于是,两条线在此交汇,创作题材和创作主体的契合,最终产生了《白马篇》这一杰作,并且通过艺术形式,很好地对游侠新的出路作了描述。
    编辑:秋痕

    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导向作用(1)
    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导向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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