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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秦帝国》看当下历史叙事的危机(1)

    发布时间: 2011/6/2 14:46:1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作者:李建军
    文字 〖 〗 )

        (原文标题为:怎可如此颂秦皇——从《大秦帝国》看当下历史叙事的危机)


        在所有的拜物教中,最低级的,莫过于非理性的拜权教;在所有糟糕的影视作品和历史小说里,最粗俗的,莫过于赞美暴君的那种。因为,权力是用来为人们服务的,而不是让大家顶礼膜拜的,一旦它成了崇拜的对象,那事情就一定很不妙,可怕的灾难将接踵而至;暴君的故事呢,当然是可以讲述的,但叙事的姿态应该像《史记》和果戈理那样高贵而勇敢,而不能像欧阳修编撰《五代史》那样,每见皇帝,“皆冠以圣”,原因很简单——只有无情地嘲笑暴君,暴政造成的罪恶才能被清算,人民的尊严才能得到捍卫,正义的旗帜才能升到应有的高度。 


        最近十多年,中国影视圈和文学界的一些人,对历史题材很感兴趣,或耗费巨资,拍了大量“某某王朝”的影视,或费力劳神,写了不少“某某大帝”的小说。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热衷于历史叙事的人,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感和批判意识。他们习惯于凭着任性的想象,以虚假而夸张的方式戏说历史,甚至怀着无限的崇敬和向往美化封建帝王,美化落后的生活方式。 


        叙写历史题材,首先要尊重历史,也就说,要克服任意的主观性,要避免用想当然的方式臆造和歪曲历史。例如,在中国的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前现代阶段,占据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封建的“王权主义”文化,百代相承的则是所谓的“专制政体”。自晚清开始的文化启蒙和社会改良,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这种落后的制度模式。梁启超的《拟讨专制政体檄》,就强烈地表达了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对它的厌恶和否定态度:“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也?专制政体也。”[1]。事实上,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落后的专制政体,这是当时及后来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如果对专制主义也有着同样的了解和认知,就不会糊里糊涂地把低级的前现代文明,当做高级的现代文明,当做所谓的“高端文明”,更不会把秦始皇这样的封建皇帝,美化成一个理想远大的现代政治家。 


        然而,我们时代的小说家和艺术家,既没有这种最起码的历史感,也不愿意尊重和接受那些最基本的常识。有的人对专制暴君秦始皇感情深厚,无限崇拜。他们为他辩护,为他大作翻案文章,颇有不将他包装成乔治·华盛顿不肯罢休的架势。与嬴政有关的电视剧,似乎就很不少,拍得如何,没有看过,无法判断,但属于赞美一流的,想来大概不会没有的吧。电影《英雄》,倒是看了,当时的感觉,真是别扭极了。张艺谋一反过去人们的批判态度,大拍嬴政的“御马”,立志要把他塑造成一个胸怀宽广、忧患元元的大英雄。在《英雄》的完全虚构的叙事里,这位暴君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天下”。张艺谋就这样将阴险的欺诈,残忍的杀戮,疯狂的掳夺,恐怖的专制,一股脑儿转化成了匡救天下的丰功伟绩,不费吹灰之力,就让那些与秦始皇不共戴天的刺客,放弃了复仇的志向和决心,五体投地地拜倒在“英雄”的脚下。张艺谋的电影无原则地崇拜并赞美强权,把最终的胜利和成功,当做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市侩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主要是由英明的皇帝一个人创造的;成功者便是正义者和真理的拥有者。正像潘旭澜先生在《什么<英雄>》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英雄》告诉观众,谁越能打天下,越能兼并他国,谁就是超级英雄,就应该统治‘天下’百姓、占有天下土地和财富,无论他的兼并过程是怎样干的,无论他兼并后干了些什么”[2]。那些像张艺谋一样盲目崇拜和歌颂嬴政的人,完全无视这样一些悲惨的事实——秦始皇多次发动血腥的战争,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也看不到秦政权暴虐无度的严重后果——失去人性底线的大规模杀戮,把无边的绝望和怀疑,把无爱的冷漠和仇恨,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从而严重地荼毒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形成了中国人的奴性人格和势利心态。关于这些灾难性后果,梁启超的分析极为深刻[3]。 


        电影如此,小说如何呢? 


        手头就有一部长达十一卷、多达50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4]。最近,我花了十多天的时间,较为细致地读了一遍,所得的印象和结论是:它所存在的问题与张艺谋的《英雄》一样严重,一样令人吃惊。 


        我先得抱怨一句:这部小说写得实在太长了,水分实在太大了!《史记》叙写的是上下三千年的事情,不过用了52万字,《大秦帝国》写的是仅仅156年间(自公元前362年至公元前206年)的事情,怎么就用了比司马迁多出十倍的篇幅?要知道,一部小说的价值,主要决定于它的美感强度和思想深度,而不是决定于它的数量和长度。所以,缺乏思想的冗长与缺乏趣味的芜杂,就是小说作者应该努力避免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作者的低能,而且意味着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我们时代的小说家在颠覆司马迁的“历史观”之前,或者试图超越他之前,先应该把他删繁就简的高超本领学到手,把他妙不可言的叙事能力学到手,把他的“文辞烂然,甚可观也”的语言技巧学到手。现在的一些所谓“历史小说”的概括力、文学性和可读性,实在是太差了。 


       《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很有学问,对战国和秦汉那段历史,也很有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想法的观点。他说:“《大秦帝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想要为国家与民族争取文明话语权。”[5]抱负不可谓不雄伟,目标不可谓不远大,但是,这显然误解了小说的功能,也高估了小说家的力量,——利用小说“为国家与民族争取文明话语权”,就像“利用小说反党”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野心”,因为,用《史记》里的现成话来说,这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他写小说,陈义甚高,在理念的开掘上,孜孜矻矻,用力尤勤,但是,作者似乎把小说当成了面对公众的讲坛,直接站出来宣扬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实在太多了。他对情节的剪裁和结构,也未经营妥当,这使得各卷之间的块状并置结构显得松散而拖沓。粗线条的叙事和勾勒太多,而大含细入的描写太少,因此,与秦国的兴衰有关的大事件虽然都写到了,但是,描写不够传神有味,人物不够饱满鲜明,情节不够引人入胜。 


        然而,这部小说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艺术形式上,也不在它的冗长沉闷,而在历史观念和价值理念上。一部历史小说当然应该尽量给人们提供新鲜的思想和价值观,但是,不能为了出新出奇,而不顾事实,而无视几千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的共识。因为,我们的稳定的历史感和可靠的现实感,全都要靠这些常识和共识来支撑。如果否定这些共识,就会发生严重的价值认同危机,就会导致文化价值体系的混乱,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虚无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 


        譬如,秦始皇那段血腥、恐怖的统治,就是早已有了证据确凿、不可移易的定论的。秦政权之所以祚薄命短,二世而亡,原因固然复杂,但最高领袖嬴政无疑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作为国家命运的绝对主宰者,他“仁义不施”,“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过秦论》),或者,像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天性刚戾自用”,“少恩而虎狼心”(《史记·秦始皇本纪》)。他钳制言论,焚书坑儒;赋敛无度,强取豪夺;矜武任力,“罪人以族”,大行车裂镬烹等骇人听闻的野蛮刑罚,甚至出现了像贾谊在《过秦论》中所写的悲惨情景:“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总之,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就连韩非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商鞅、李斯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都没有逃脱被毒死、车裂或腰斩的命运。这无疑是一个人民的自由感最少、幸福指数最低的朝代——人们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迁徙和行动的自由,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活得动辄得咎、战战兢兢,简直是悲惨极了,不幸极了。所以,秦始皇的罪恶,在性质上,接近汉娜·阿伦特所说的“绝对罪恶”——它包含着“反常的恶意”(preverted  ill  will ),总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改变人性”[6]。 


        正因为秦国的暴政害得民不聊生,搞得“天下熬然若焦”,所以,司马迁才对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陈胜给予极高的评价,不仅将他放在孔子之后列入“世家”,而且,还将他反抗“暴秦”的业绩,等同于汤武革命和《春秋》之作:“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气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评价是非常高的,也是充满历史感和道义感的。 而司马迁之所以于《秦本纪》之外,另作《秦始皇本纪》,推原其意,殆在深入揭示秦朝败亡之由,总结暴政的毁灭带给人们的教训,正像清代学者汤谐在《史记半解》中所说的那样:“作《秦皇纪》,便高古卓劲,笔力纯是先秦,其叙事虽极综核而作意森然,于兴作征戍两端,最为详悉,盖尤恶其残民以逞自取灭亡也。秦以智力并兼天下,志得意满,自谓功高前代,把持万世而有余,于是灭古乱常,淫昏贪戾之政,杂然并作。许多罪过本只一个病根,然就事论之,则民为邦本,而残民尤速亡之道,此史公所以特加详写而得切著明此理,为千秋炯戒也。”[7] 


        司马迁对秦朝“暴政”和人民“抗暴”的基本评价,不仅成为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基本共识”,而且还是中国人民认识暴政和反抗暴政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批评秦朝暴政甚至自己时代的“今上”的时候,司马迁坚定地站在人道主义和“人民伦理”的立场,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爱恨分明,绝不宽假,——古往今来,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的《史记》,大语叫叫,大道低回,炳炳麟麟,千古不磨,受到历代知识分子的喜爱和推崇,既为中国的历史写作提供了的伟大范式,也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无尽的道义力量和经验资源。 


        
    编辑:谭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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