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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展出“康熙遗诏”难解雍正即位疑案(图)

    发布时间: 2013/9/26 9:29:5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光明日报
    文字 〖 〗 )

    康熙遗诏

    编者按

    近日,辽宁省档案馆展出了“康熙遗诏”,再一次引起大众对于雍正皇帝即位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一些媒体据此认为雍正矫诏篡位一说可予否定,这一千古疑案亦可就此破解。其实所谓“康熙遗诏”,并非首次面世,此次展出的遗诏的确具有较大文献价值,而自孟森先生以来,清史学界就围绕“篡位说”“继位说”展开了长期争论与探讨,至今却依然扑朔迷离,指望据此“康熙遗诏”盖棺定论为时尚早。究竟遗诏是如何出台的,在此历史疑案中起到何种作用?本刊特邀请清史专家对此进行梳理和解读。

    1、“康熙遗诏”与中国古代“遗诏”的特点

    其实所谓“康熙遗诏”,并非首次面世,除本次出现之辽诏,海峡两岸已存有四份。大陆所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所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档收藏者有二,一为满汉双语合璧“遗诏”(以下简称一档诏)。此诏书久已为学界所知,先后有王锺翰、杨启樵、金恒源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和介绍,并曾公开展出。还有一份仅有汉文、且无日期的版本(参见王锺翰《清史满族史讲义稿》)。台湾收藏同样有二,亦为满汉双语一份、汉文一份,其成书过程等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论证(参见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而本次辽档馆展出的诏书,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写成,蒙文遗诏属首次问世,对于文献学研究来说意义较大。但是涉及世宗即位本身,辽诏则很难起决定性的判断作用。

    要彻底说清本问题,必须先简单梳理一下,在中国古代“遗诏”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文件,为何“遗诏”在康雍交替之际受到如此重视。

    中国古代皇权社会中,所谓“遗诏”,一般是先君驾崩之时宣读的诏书,内容多为对其执政生涯的总结及对于新君的期许,当然,通常也会指明某某皇子继统为帝。而古时的遗诏并不严格等同于今天的遗书,很多遗诏并非皇帝亲笔,而是皇帝驾崩后大臣或新君根据皇帝生前意愿所拟。因此,所谓遗诏的真伪,关键在于它是否真实反映了先皇生前意愿。如是,则为真诏;如非,则应认为是伪诏、矫诏。最著名的矫诏事例发生在秦朝,秦始皇出巡暴崩于沙丘,赵高李斯二人传遗诏令长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自杀,命胡亥登基。古今史家皆认定其为矫诏。

    对历史上遗诏真伪之弊康熙本人心知肚明,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条(1717年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记载了他对诸子的面谕,其中有:“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暓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预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当然必须指出,他所说的多是自己过往的总结,并无任何宣布继位人选的记录。

    毫无疑问,诏书应该是皇位传递时至关重要的依据。但纵观中国历史,皇位更迭之际,因诏书真伪掀起的波澜并不多见。雍正即位可谓此中最为激烈者。个中缘由,又与清代的皇位继承制度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皇位传承方式经历了种种变化,但总体上,以嫡长继承制建储最为普遍。一般说来,如果太子身份及早确立,不出意外的情况下,由其继位顺理成章。此时诏书所起的不过是程序上确认新君登基的作用。换言之,如果太子人选未出现变化,而诏书所写有异,很难不引发朝臣的怀疑,与宗法礼制也不相合。因此,历史上如隋炀帝谋夺大统,便是设计先使文帝废除杨勇太子之位,再立自己为太子,以太子身份而非遗诏为继位依据。

    清朝初年,汉族王朝惯用的嫡长继承制并不符合满族传统。关外时期,满族多采八旗推选制,入关后,也多有平衡八旗势力等考虑。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甚至康熙本人都并非嫡长子,也不是以太子身份继位。康熙意图效法前代,于康熙十四年立次子胤礽为皇太子,但康熙四十七年、五十一年发生了著名的两废太子事件,之后直至康熙驾崩,再无太子之立。在这种背景下,储位虚悬,并无法定继承人,遗诏才成为继位人选的决定性因素。

    2、“康熙遗诏”的出台与作用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驾崩于畅春园。按雍正自己写成的《大义觉迷录》所言,康熙临终时将遗言宣付负责禁卫的隆科多,由隆科多传口谕,令雍正入继大统。据《上谕内阁》记载,三日后即十六日,胤禛公布了所谓遗诏,且只宣读了满文本。不管是篡位派或继位派的学者,都认同此做法的原因是:当时汉文诏书尚未写就,故不得不如此。而更有学者指出:康熙确曾用满文宣布了遗言,根据这个遗言,十六日暂时写就了满文草稿,但遗言并不利于皇四子,故此不能马上公布(金恒源《康熙遗言与康熙遗诏关系》)。无论如何,从中可以证明一件事:即现存所有“康熙遗诏”,至少都是在十一月十六日后再行做成,在十三日康熙帝驾崩时,只有口谕而已。因此,这次三体文字合璧的辽诏,恐怕更晚于现存汉文诏书与满汉合璧诏书,据此定案说服力有限。

    而几乎就在雍正登基同时,各种怀疑、流言就接踵而至。康熙末年残酷的储位斗争,让各位皇子都难以接受既成事实。故各种说法真伪掺杂,纷至沓来,也给日后的历史研究造成极大混乱。此中流传最广者,即为改诏说。本次辽诏公开,很多人认为雍正合法继位的立论依据,其实在于根据它可以判断改诏说难以成立。

    所谓改诏说大致有二,其一较为流行,即“传位十四子”改“传位于四子”(参见《大义觉迷录》)或“传位第四子”;其二为“传位于胤祯(十四子名)”改为“传位于胤禛”(参见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实考》)。两种说法都曾引起学界辩驳,本次辽诏出现,很多人也从三种文字的写法来论证改诏为不可能。但实际上,无论诏书是以汉文、满汉文还是满蒙汉文写就,改诏说从逻辑与事实两方面本身就都难以说通。改诏一事风险极大,不论任何高明的写手,都难保不留下痕迹,容易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而且如果冒着风险改诏,必须具备两大前提。第一,康熙曾公开表明自己已拟好遗诏,并宣布于某处保存。第二,诏书当于皇帝驾崩之时当众取出宣读。否则,根据前文所论遗诏的性质,则改诏不如重新制作一份诏书便利。康熙是于出猎途中突发疾病,至畅春园休息而突然驾崩,而任何史籍都没有言明已有遗诏。退一步讲,就算史籍都经过雍正即位后的修改消除了痕迹,也很难想象康熙出猎会随身携带遗诏。而三日后才发布诏书,不难看出雍正有时间有条件制作诏书。故而改诏一说,本来就于情于理难以成立。因此辽诏至多证明雍正没有改诏,依然无法成为判断雍正皇帝即位情况的关键证据。

    3、关于雍正即位的一点看法

    为了澄清社会上关于满汉关系、皇位正统性以及其他于己不利的种种流言,雍正七年,雍正亲自写了《大义觉迷录》颁布天下。其中有他对即位情况的自述:当时胤禛替代其父在天坛祭天,听闻康熙身体不适,屡次请求探视均未果。但十一月十三日,突于祭所接到召见通知:“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

    这段记载即为隆科多所传上谕,也是后来遗诏的内容。但对于它的真伪,历来争论不休。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他是在京诸皇子中最后一个到达畅春园者,而当时,康熙已告知在场的诸皇子与隆科多,胤禛将即位为帝,只有他本人因晚到而不知。“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据此则他到后与康熙曾有一段关于病情的交谈,但其间康熙并未透露让他继位的意思。直至康熙驾崩后,方由隆科多宣诏告知。

    必须注意到,《大义觉迷录》颁布时,雍正帝所述的诸位见证人中,主要政敌阿其那(八子允禩)、塞思黑(九子允禟),以及传诏大臣隆科多等或已死或被圈禁,而允祥等乃雍正帝最为信任的心腹。因此这些见证人几乎不可能发表任何异议。故难以轻易判定其真实情况。而在这段记述中,最不合理之处当属雍正帝本人对此事一无所知。继承皇位如此大事,所有在场人都被告知,唯独隐瞒当事人一人,过于不合情理。

    综上可知雍正自述中真假掺杂,很难区分。个人看法,实则在胤禛到畅春园时,所有人应该均未被告知储君情况。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康熙对储君难以定夺,弥留之际无法清醒思考。二是可能有过对胤禛继位不利的言论。否则如此大事,断无只瞒他一人之理。由此可见,隆科多才是雍正即位最关键的人物。关于隆科多的作用,篡位派与继位派也有过争论,孟森先生最先认为隆科多负责禁卫警戒,以重兵包围畅春园,诸皇子纵有异议,也迫于武力,难以抗衡(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而杨启樵先生提出,按照清制,禁卫为前锋营、护军营职责,隆科多掌管步军营,无此职权。他进入畅春园也是作为顾命大臣,单人前往,因此武力胁迫不太可能(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

    当然未进行武力胁迫,并不代表隆科多所传必定是康熙本意。总体来看,康熙恐至临终,皆未明确表示继位人选。当时希望最大的四子与十四子,一个代为祭天,一个出掌兵权。“唯祀与戎、国之大事”,很难推论康熙更加属意者为谁。同时,畅春园一病不起,实出康熙意料之外,很难对继承人做出思考与部署。因此隆科多成为权力天平中最重的砝码。隆科多本人身为国舅宗亲,经历了诸子夺嫡的风潮,非常清楚此事重大。十四皇子远在西北前线,假使皇位虚悬,在当时诸子觊觎皇位已久,且均广树党羽的情况下,难保不生大变。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皇四子胤禛登基,对稳定局势最为有利,不过也不排除两人间对此事曾有默契。经过史实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辽诏的出现,远不能将此千古疑案辩说明白。事实上,不论雍正如何继位,现今已很难有决定性的文献证据出现。因为若证据有利,当时就会公布;如果不利,雍正执政十三年,必举全国之力彻底消除,不会留下把柄。

    (作者 宋瞳)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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