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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法新说:子虚乌有的"戊戌政变"(3)

    发布时间: 2013/4/25 11:38:3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网易
    文字 〖 〗 )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河北大兴人。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他长期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其工作职责就是记录光绪每天的起居言行,对光绪的习性和事迹非常熟悉。光绪皇帝驾崩后,葬在河北易县的崇陵。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在清朝灭亡前夕,恽毓鼎写成了光绪皇帝传《崇陵传信录》,其中,主要记载了清末朝廷倾轧内幕,对于慈禧太后专权,荣禄策划另立大阿哥谋废光绪帝,以及义和团运动等记录得尤为详细,是研究晚清统治集团宫廷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在《前言》中,恽毓鼎写下了一段声情并茂、可感可触的文字: 

        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紧制,终於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戊戌变法是经过慈禧同意之后才开始的。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患内扰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促使许多“国人之迷梦亦渐醒”?“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 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维新热情日趋高涨,光绪忍无可忍,毅然向太后“摊牌”。他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听到奕劻的报告,慈禧勃然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鉴于废立阴谋还没有酝酿成熟,所以,她又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随后,奕劻转告光绪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争取到了事权以后,光绪皇帝又去颐和园当面请示维新事宜,获得太后批准后,光绪才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对此,梁启超做了明确记述:“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仍无实权。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天,慈禧迫使光绪连下三道“上谕”:第一道,下令免去有维新思想的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第二道,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实质上是向朝野宣布,大权仍在太后手中;第三道,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该职兼北洋大臣,加授文渊阁大学士衔,统领北洋三军)。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迫令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将军事大权牢牢地握在手心。由此可知,慈禧“下放”给光绪的事权是十分有限的,国家最高权力中的核心权力兵权、人事权和理政决策权,仍被慈禧掌控。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戊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在交通不畅、轿扛船载的晚清时代,相距15公里的路程,去一趟就得三四个小时,这对身体虚弱、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不光是变相体罚,简直就是一种“刑罚”。可以说,在戊戌变法时段,光绪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太后的身边看其脸色行使事权的。而且,朝廷文件明确写着“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说明慈禧与光绪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从四月二十三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慈禧太后手中。”“不管什么时候慈禧太后来到北京,他总是严格遵守礼仪,在宫门外跪着迎接她。当去颐和园拜访她的时候,不许皇帝宣布驾临,皇帝被迫跪在内宫等候大太监允许他晋见。太监李莲英非常憎恨皇帝,让皇帝等待使他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有时通报老佛爷说皇帝驾临甚至要拖半个小时。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受压迫,皇帝也像宫中的官员一样,必须买通太后身旁的太监开道。事实上,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就像对待那些满族贵族一样,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光绪有了眼泪只能肚里咽,难怪他常以处境凄惨、生不如死的“汉献帝”自比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在《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座谈时指出:“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慈禧如果认为皇帝处理不当,就会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在这一时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例子,慈禧太后就像是清政府的“董事长”,而光绪皇帝最多不过是个“总经理”。一切重大决策,还得“董事长”拍板,连“总经理”的去留,也是“董事长”说了算。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记述了光绪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事的决策过程。康有为写道:光绪于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清廷戊戌朝变记》《四朝佚闻》分别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认为,自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以来,皇上所采取的新政举措,没有一项不是先赴颐和园向太后报告的,太后同意后才对外宣示。虽然他表面上拥有事权,并不敢独断专行。《四朝佚闻》指出:光绪皇帝摄于太后的积威,见到太后就浑身筛糠,胆战心惊,虽然已经亲政,却不敢擅自做主。戊戌变法时期,也是事事都要向太后请懿旨。这些证人证言,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换句话说,政变的前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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