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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条约第一条:要求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4)

    发布时间: 2013/4/16 11:37:5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炎黄春秋
    文字 〖 〗 )
      四、中国经验:回归现代文明还是自创新路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1839年,中英双方因鸦片问题而产生了碰撞和冲突。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州。18日发布禁烟文告,责令外国鸦片贩子三日内必须呈缴鸦片并签署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若有再贩,“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由于鸦片贩子不配合,21日林则徐派兵封锁商馆,断绝饮食供应,迫其就范。到25日,大部分烟贩屈服,只有英国人仍然坚持。在林则徐下了最后通牒后,28日他们终于屈服,同意交出鸦片,但拒签保证书。
        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做法完全正当,中国有权这么处理鸦片贩子。林则徐提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也完全合乎大清官方的思维方式和通常做法。但是,英国人却强烈抗议。英国人的逻辑是,一个人犯了法,必须经过合法的程序进行审判,根据其行为触犯法律的程度给予恰当的处罚。注重程序,是英美普通法的传统。基于“正义需要一个严格的程序来实现”的信条,在英美法系国家,审判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又严格的程序过程,无论是从法官的选任到陪审团成员的选择,一直到法庭上辩护双方的激烈争辩,都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认为只有在此条件下的审判才是正义的。这种观念后面的逻辑是,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否则政府的行为极有可能是任意和武断的,个人的权利无法保障。而“人即正法”,未经合法审判、未定犯罪轻重就被处死,显然有违英国人看重的程序正义的原则,所以他们不可能按此要求签署保证书。从更深层次去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经合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及被剥夺生命,这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从《大宪章》以来就形成的传统。而“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做法明显与之冲突,所以英国人是不能接受这种做法的。由于英国人拒签保证书,林则徐围困商馆、断绝饮食,这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以政府的名义担保,让英商交出鸦片,这又涉及在华英国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问题,为日后中英冲突埋下隐患。
        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实颇为复杂,绝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这里姑置不论。我们所需深究的,是英国人将“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这一句话写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上的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后面的重要历史启示意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寻求自强之道,但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偏差——其中最大的认识偏差就是看重“船坚炮利”之类的科学技术,而对制度的关键作用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制度建设要以保障和促进个人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和财产权)为旨归缺乏认识。
        如果以汤因比的文明观来看,晚清以来的自强运动,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是追求器物层的现代化;甲午战争失败促使反思,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追求制度层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追求国民精神层的现代化。五四以后的中国一度迷失,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提“四个现代化”,但显然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仍是偏重于器物层的现代化,对制度层和精神层的现代化重视不够;在制度层的现代化方面,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促成了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仍有许多路要走。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的萌生、发育、成长、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民众权利的扩展。英国的政治权力,从大趋势看,自1215年以后,逐渐从国王手中转到议会手中;议会有贵族院(上院)和平民院(下院)之分,通过议会改革,政治权力逐渐从上院转移到下院。在选举权方面,从一小部分人享有选举权,到逐步放宽选民的财产限制,到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到妇女享有选举权,直到18岁即享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可以看出,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演变,其实就是政治权力逐渐下移,或者说政治权力逐渐由民众掌握、民众权利不断扩展的过程。可以说,社会的进步,终极的体现是普通民众权利的扩展。民众权利的扩展是社会良序发展的根基,如果历史发展有规律,那么这可以说是第一规律。凡是循此规律者,社会必会健康发展;与此规律背道而行,社会发展必遭挫折。
        观察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也可以验证这一规律。60年分成了较明显的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世界文明发展经验——社会进步首先要保护民众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造成的。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有“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的表述,这至少说明那时是承认私有财产权的。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私有财产权逐渐被剥夺,及至养一二只鸡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是包括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惨剧。可以设想,如果私有财产权不被剥夺,这样的惨剧是不可能发生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其基本经验就是重新回到承认和尊重产权的道路上来,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到2004年修宪将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到2007年通过《物权法》,中国经济成长中的健康因素,无不与产权保护密切相关。历史经验早已昭示,市场经济的成熟要以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权为基础,不保护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公民人身权利方面,前30年由于没有公民人身权利保护的制度化力量,导致很多人受到伤害甚至因此遭难,改革开放之后,痛定思痛,重建法制,但离真正的法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追究当前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可以发现还是人身权、财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由于财产权保护不力,地方政府强行侵占、剥夺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时有发生,已引发社会的深重担忧和强烈不满;许多人对财产安全不放心,将财产转移海外,造成资产大量外流;城市居民房屋被拆迁、农村居民土地被征用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自焚、流血的悲剧因此不断上演。在人身安全方面,尽管2003年的孙志刚案促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但近年因媒体披露而广为人知的普通公民在派出所、看守所、收容所遭遇“非正常死亡”的死法还是触目惊心,有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洗脸死、摔跤死、喝水死、骷髅死、针刺死、激动死、鞋带自缢死等等耸人听闻的名目,这些实际上都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体现。归结起来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基本上都是公民权利没有保障而引起的。
        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到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遵循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扩展民众的权利,中国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经验或模式;而解决当前社会存留的问题,中国也要回归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通过保障和扩展民众的权利使社会得以良序发展。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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