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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周《大律》新探(4)

    发布时间: 2011/11/21 10:43:1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上一节中我们结合前人成果,从刑律内容方面论述了《隋律》对北周“五刑”的承继。其实从刑律内容看,隋唐刑律对北周的承继还不止于此,它还体现在赎刑方面。本节就将对这一点加以讨论。
      史籍对赎刑制度的有关记载是较为简略的,学者的研究也相对较少[23] 。因此我们必须拓宽眼界,由《晋律》和《梁律》的赎刑开始讨论。
      《唐六典》卷六《刑部·刑部郎中》条注:“(晋)赎死,金二斤;赎五岁刑,金一斤十二两;四岁、三岁、二岁各以四两为差。又有杂抵罪罚金……一两之差”;“(晋)弃市以上为死罪,二岁刑以上为耐罪,罚金一两以上为赎罪。”《太平御览》卷六五一《刑法十七·收赎》记:“《晋律》曰:其年老小笃癃病及女徒皆收赎。又曰:诸应收赎者皆月入中绢一疋。老小女人半之。又曰:赎死金二斤也。又曰:失赎罪囚罚金四两也。”由此可见,在《晋律》中“赎罪”与“收赎”是相互区别的两种刑罚。
      《梁律》上承晋制,赎罪与收赎仍有区别。根据《隋书·刑法志》,梁朝对“赎罪”的规定是:“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由“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到“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共十等。至于收赎,它构成了另一惩罚的序列。沈家本指出:“收赎专就年刑言,月入绢一匹,五岁刑得月六十,入绢六十匹;四岁刑……入绢四十八匹;……三岁刑……入绢三十六匹;二岁刑……入绢二十四匹。后来梁律实本于此。赎死罪金二斤,梁亦同也。”[24] 我们把梁代的赎罪和收赎列如下表,並将《晋律》的有关规定一並列入,以便比较:

     

    二岁

    三岁

    四岁

    五岁

    晋赎耐罪

    金一斤

    金一斤四两

    金一斤八两

    金一斤十二两

    晋耐罪收赎

    24疋

    36疋

    48疋

    60疋

    梁赎耐罪

    金一斤

    或绢8疋

    金一斤四两

    或绢10疋

    金一斤八两

    或绢12疋

    金一斤十二两

    或绢14疋

    梁耐罪收赎

    绢24疋

    绢36疋

    绢48疋

    绢60疋

     下面来对晋、梁的赎刑结构加以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基本结构就是赎罪与收赎。首先来看赎罪。从“罚金一两以上为赎罪”看,或从“杂抵罪罚金……一两之差”的叙述看,赎罪或罚金针对的是轻微的过失,所以数量较小,以一两为差。在南朝的法律之中,死罪、耐罪、赎罪是分列开来的,赎罪较为轻微,所以居于最末。
      其次再来看收赎,它就沉重得多了。尽管收赎和赎罪都以二岁、三岁、四岁、五岁分等,但二者却肯定不属同一序列。比如说,梁代二岁收赎的赎金为绢24匹,而二岁的赎罪仅需绢8匹,二者相差三倍。按照梁朝的金、绢比例,一匹绢合金二两,那么二岁收赎的赎金24匹合金48两,即金3斤,也正好高于二岁赎罪的赎金1斤三倍。在四岁、五岁这两个等级上,收赎的赎金更达到或超过了赎罪金绢的四倍之多。在南朝死罪、耐罪和赎罪之中,收赎针对的是重于赎罪的“耐罪”的,如沈家本所言“收赎专就年刑言”。
      在这里,就有必要对“赎死”的性质特别加以提示了,因为死罪重于耐罪,对晋、梁法制尚不熟悉的人,难免会有“赎死”重于“收赎”的先入之见。然而实情並不如此。从赎死金额看,晋代“赎死,金二斤”,梁代“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这个数量並不很大,刚好比五岁赎罪的金一斤十二两或绢14匹高一等。至于收赎,二岁收赎的赎金也达到了24匹,超过了赎死8匹之多。就这点而言,“赎死”是赎罪的一个等级,也属轻罪,至少比起收赎所针对的年刑耐罪来说是轻罪。明确了这样一点,对理解唐代的赎死很有意义。
      由上可知,晋、梁刑律中存在着赎罪和收赎的区别,赎死是从属于赎罪的。下面我们仍不忙于讨论北朝,而是再来看看唐代的情况。
      在《唐律疏议》中,规定了从笞一十到死刑的各等赎铜数,死刑的赎铜数则为120斤。在“赎”的对象方面则规定,可赎者首先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享有特权者,也就是“诸应议、请、減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或“诸五品以上妾,犯非十恶者,流罪以下,听以赎论”等;另一类为责任能力不全者,即“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上面使用了“听赎”与“收赎”两个不同语词,前者涉及享有特权者,他们“犯十恶等,有不听赎处,复有得赎之处,故云‘听赎’”;后者涉及责任能力不全者,“矜老小废疾,虽犯十恶,皆许‘收赎’”。然而进一步观察相关细则,其实二者是都可以称为“收赎”的。[25]
      进而,对上述两类人《唐律》都明确规定了只有流罪以下才能收赎,然而赎刑等级中却还存在着死刑赎铜120斤的条文,这死刑的赎铜又针对什麽情况呢?细检《唐律》,有“假有过失杀人,赎铜一百二十斤”[26] 的规定,也就是说死刑赎铜针对过失杀人者。同时还有这样的条文:“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其数量“依收赎之法”。那么在“过失杀人”的赎铜之下,还存在着“过失伤人”的赎铜。总之是“过失者,各依其罪从赎法”[27]。这样,过失犯罪者就构成了唐代“赎”的第三类对象。此外可赎者还有第四类人。《唐律》又云:“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即“依所疑之罪,用赎法收赎”[28] 。这是在证据不足、不能断定罪刑时,根据“所疑之罪”来缴纳赎金的情况。这“疑罪”当然也包含着死罪,因而也可以适用“赎铜一百二十斤”的规定。
      据此,根据本节论题,我想把唐代的“赎”分成两种类型:以上述第一、第二类人为对象的、适用流罪以下的“赎”为一类型,以上述第三、第四类人为对象的、包含死罪的“赎”为另一类型。由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把唐代的两类赎铜,与晋、梁收赎和赎罪比较观察了。我们认为,唐代针对流罪以下的“赎”,对应着此前晋、梁的收赎,即死罪、耐罪、赎罪三者中“专就年刑言”的收赎;唐代包含赎死罪的“赎”,也就是针对过失犯罪或证据不足的疑罪的“赎”,则对应着晋、梁轻于耐罪的赎罪。如前所述,晋、梁律中的“赎死”,原本就是赎罪中的一个等级,即最高等级。
      我们在表述时使用的是“对应于”而不是“相当于”,因为《唐律》和晋、梁律又存在着不同的地方。那么《唐律》的“赎”较之晋、梁有哪些不同呢?概而言之:晋、梁的赎罪,与收赎一样都以二岁、三岁、四岁、五岁为差,但数量、等级截然不同;然而在《唐律》中,流刑以下部分的赎罪与收赎在数量上一致起来了。正如“依收赎之法”一语所反映的那样,已往赎罪的赎金数量,如今依照于收赎的数量等差了。因此一方面可以说,晋、梁具有“罚金”特征的“赎罪”在唐律中依然存在,这是就其特定适用对象而言的:它针对于过失或疑罪;但同时仍要看到,到了唐代,昔日的赎罪不再像晋、梁那样,在数量等级上明显呈现为另一序列了,它在等级和数量上已经同于收赎,因而也就由显而隐了,如果忽略其适用对象,就很难将之辨认出来。然而也应补充说明,以往赎罪的最高一等“赎死”还略有不同,它就没有被隐蔽在收赎之下。其间原因也很简单:只有流罪以下才能收赎,所以赎死罪反而凸显出来了。最后,赎罪在晋以金,在梁金、绢兼用,在唐代则都变成了赎铜。
      在厘清了晋、梁和唐代赎刑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而观察北朝赎刑制度的变化了。
      根据《隋书·刑法志》,《北齐律》五刑“大凡为十五等。当加者上就次,当減者下就次。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已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減次,如正决法。合赎者,谓流内官及爵秩比视、老小阉痴並过失之属。犯罚绢一匹及杖十已上,皆名为罪人”。
      我们已经知道,晋代赎罪以金、收赎以绢,晋和梁的收赎比率都是按月收绢一匹
    计算,即年十二匹。北齐号称“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但从赎绢的数量看,它采用的却是梁代收赎而不是赎罪的额度和比率,亦即每年绢十二匹。由此看来,北齐似乎是取晋、梁“赎罪”之名,行晋、梁收赎之实,赎罪和收赎似有合一之势。
      需要指出的是,北齐的“赎”与《唐律》有一个明显差别。北齐在杖、鞭、徒、流、死五刑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单立的“赎罪”系统,它本身就构成了独立的系列。这一点与唐不同,但与晋、梁刑律在死罪、耐罪之下单独列有“赎罪”是很相似的。上引《隋志》中有两段话显示了这个系统的存在:第一句是在叙毕北齐五刑“大凡十五等”之后,“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自赎笞十已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減次,如正决法”那一段话;第二句,是“犯罚绢一匹及杖十已上,皆名为罪人”那句话。后句话中的“罚绢”一语,就表明这个“罚绢一匹”自身就构成了独立的刑名,並不是杖十收赎绢一匹的那种“赎”。“赎绢”体现为“杖十”这个刑名的替换刑,“罚绢”却不是五刑中某一刑等的替换物。“犯罚绢一匹及杖十已上”的“及”字和“皆名为罪人”的“皆”字,就表明了两个序列的存在:“罚绢一匹已上”的“十五等”为赎罪系统,“杖十已上”的“十五等”则为五刑系统,犯者“皆名为罪人”。
      那么北周的“赎”情况如何呢?据《隋书·刑法志》,《大律》规定:“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五,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罪,金二斤。”至于赎金的形式,北周是金、绢兼用。若以绢赎,则“应赎金者,鞭杖十,收中绢一匹。徒、流者依限,岁收绢十二匹。死罪者一百匹。其赎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输者,归于法”。
      根据这些情况,北周“赎”的特点便可归结为四:第一、《大律》与《北齐律》不同,在其中看不到一个与五刑分立並列的赎罪系统。第二、《大律》在叙述赎杖、赎鞭、赎徒、赎流之时,都叙作“赎某刑”;唯独在赎死时记作“赎死罪,金二斤”。如前所述,北周五刑“一曰杖刑,二曰鞭刑,三曰徒刑,四曰流刑,五曰死刑”,“刑”和“罪”已得到了明确区分。北周律的用词是很精确的,这或可部分地归功于赵肃,他为《大律》的制定“积思累年”,以致心疾而卒[29] 。那么“赎死罪”与“赎某刑”的区别就应该如下:前者本身就是一种刑名,而后者则具有收赎以替换正刑的性质。前文已说明,唐朝赎死的对象之一是疑罪,北周“赎死罪”不是作为正刑死刑的替换刑,也正和当时人具有“刑疑从罚”[30]的观念相合。我们虽然不能断定北周的死刑是否可以收赎,但根据以上区别,並结合唐朝只有流刑以下才能收赎的情况看,北周似乎也是最高只能“赎流刑”。“赎死罪”与“赎某刑”的区别,就反映出了原来的赎罪在隐没于收赎之后,由于只有流罪以下才能收赎,所以赎死罪得以突显出来的情况。这与前述唐代的“赎死”情况,是类似的。
      第三、北齐赎罪“皆代以中绢”,北周赎刑却是金、绢並用的,同于晋、梁。其赎死罪金二斤的制度,继承了晋、梁赎罪的“赎死者金二斤”之数;流刑和徒刑的纳绢,也采纳了晋、梁耐罪收赎每岁绢十二匹的做法。如果比较北周纳绢和纳金的额度,徒刑一年以上的各级的纳金数量明显少于纳绢数量。比如说赎徒一年需纳金12两,如果纳绢则需要12匹,这还合于1两1匹的比例;但赎徒二年纳金为15两,纳绢则为24匹;赎徒三年纳金为18两,纳绢则为36匹。纳金数量以3两递增,纳绢数量却以12匹递增。以最高量与最低量比较:如纳金的话,最低的杖十纳金1两,最高的死刑纳金二斤(32两),只是前者的32倍;而若纳绢的话,最低杖十纳金1匹,最高的死刑则纳绢100匹,竟是前者的100倍。这种比例不符,我认为是政府有意鼓励纳金。北齐赎罪用中绢,而隋唐之赎一律用铜,在看重金属货币一点上似乎是对北周的继承。
      第四、《大律》明确规定了请求赎刑有一定期限,亦即“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输者,归于法”,过期不赎则依正刑论处。在《北齐律》和《隋律》则没有看到这类规定,虽不能断言其一定没有,但无论如何,《大律》的上述规定,应该就是唐代《狱官令》中“赎死刑,八十日;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四十日;笞,三十日”[31] 的较早来源。
      考虑到北周赎刑的以上四个特点,以及北齐律依然保留着与五刑並列的“赎罪”系统的事实,我们认为,隋唐刑律的赎刑制度更近于北周,可以说是来源于北周《大律》的。
      对赎刑的考察进一步强化了前面的论断:北周刑律是北朝法律
    发展中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环节。它直接构成了开皇元年修律的基础,而且在开皇三年律吸收了《北齐律》的成果之后,它的许多基本内容依然被保留下来了,影响着此后刑律发展。我们没有理由把它视同“另类”,看成“怪胎”。近年学者在讨论隋唐制度渊源问题的时候,不仅继续重视南朝和北朝的差别,而且也越发关注东西政权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北周制度对隋唐两朝的重大影响[32] 。本文的研究希望为这种讨论提供新的证据,说明从刑律角度看,在重视北齐的同时,北周对隋唐刑律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作用並不在北齐之下。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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