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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力共创现代语文——“日本新语入华”考析

    发布时间: 2019/6/28 0:08:0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光明日报
    文字 〖 〗 )
    协力共创现代语文
      ——“日本新语入华”考析
      【语言论坛】
      有一种说法颇为风行: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多半来自日本,若无日本名词,现代国人无法说话作文了。此议似是而非,需要辨析,以明底里。
      借词必需
      汉语是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古来即有采借外来语的传统,早期汉译外来语不少,如葡萄、茉莉之类。由于近代文化是在中西冲突与融会间生成发展的,故作为关键词流行的近代术语,广为采撷西洋概念,不少具有借词身份。
      中华文明沿袭数千年不曾中辍,原因之一,是作为形音意三者得兼的汉字词(名)丰富且词义相对稳定。今人阅读两三千年前的先秦两汉古文,借助工具书,领会其意并无大碍。
      汉字文化又不断邂逅外来语,与之互动,获得源头活水。如在魏晋隋唐间,吸纳大量源自南亚的佛教概念,组成若干反映佛法的汉字新名,诸如法、空、禅、世界、现在、觉悟等,渐成汉字常用词。
      时至近代,汉字文化又与西方文化相交会,知识量迅猛增长,反映新知识的概念井喷般涌现,经由“方言超升,古语重生,外国语内附”等途径,借助汉字将新概念“词化”,生成批量新名,汉字旧名也得以更化新生。对于此一演变态势,语言学家王力述评道:“佛教词汇的输入,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王力此言之后,又过去40年,其间汉语词汇的发展更甚于前50年。有人统计,时下每年新增汉字词达三四百个之多。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欧美近代文化有成,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与中国相互借助,利用汉字翻译大量欧美词汇(主要是学科术语),这些新名随日译西书传入清末民初的中国,故近代中国通用的关键词,不少是在中—西—日三边沟通中生成的。
      借词以新名形式进入借方语言,增加语言数量,丰富语言表现力,是语言作跨文化旅行的表现。汉字具有强劲的表意性。每一个汉字不仅是一个音符,同时还具有特定的义位,而且汉字往往一字多义,可供翻译时选用。意译词能发挥汉字特有的表意性,昭示其文化内蕴,有时音译+意译,如啤酒、卡片、霓虹灯、绷带等;连音译也往往择取音意兼顾的汉字组合成词,如逻辑、维他命、可口可乐等,以及近年出现的奔驰、黑客、迷你裙、托福之类,在表音的同时,又提供某种意义暗示。严复在音译Utopia时,取“乌托邦”三字,在对音之外,又可从这三个汉字中产生“乌有寄托之乡”的联想,以眧示“空想主义”意蕴。这些音意合璧译词,是充满睿智的汉字文化的绝妙创作。
      通过借词以创制新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现象。王国维积极评价新语的借取,“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百年过去,“新语之输入”有增无已,而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封建、资本、澳门美高梅娱乐网站 、新闻、物理、化学、心理、社会、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生产力、世界观、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等学语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这些汉字新名,词形是汉字文化固有的,词意大都受中国和西方双重因素的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故追溯汉字新名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多边互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历程。
      语文互动
      古代日本从中国进口包括大量汉字词在内的汉字文化系统,此为确论,无须赘述。一种流行说是,文化传播方向上,近代中日间发生逆转,仅就词语而论,日本便从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中国则由文化供应源转为文化受纳处。
      此说有粗疏之弊,略做历史分期,应当作如是说:近代早期(中国的明清之际及清中叶,日本的幕末明初),文化传播方向的主流,仍是中国通往日本;至近代后期,日本因明治维新成功,研习西学的水平反超中国,其表现之一是清末民初中国从日本引入大量译介西学概念的新名词。张之洞称“日本名词”,林琴南称“东人之新名词”,刘半农称“东洋派之新名词”,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称其为“日语借词”。
      近代中国使用的反映新知识的新名固然不少来自日本,但称多半为“日语借词”,则过甚其词。笔者以下将陈述此种夸张之误,绝非要给“词汇民族主义”张目,不是为了证明“老子先前比你阔”,以获得阿Q式的“精神胜利”,而是从近代汉字文化史实况引出的结论。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促成国人“大梦初醒”,决意向强敌学习,自1896年开始派遣青年学子赴日,研习经日本人消化过的西学。此后十余年,渐成留学东洋高潮。经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尤其是数以万计的中国留日学生的转输,汉字新语从日本大量涌入中国。康有为1897年撰《日本书目志》,收录大量日制学名,如经济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等,一时朝野注目。
      清民之际从日本入华的汉字新名,有如下几类:
      (1)音译词(瓦斯、俱乐部等)。
      (2)日本训读词(入口、手续等)。
      (3)日本国字(腺、膣等)。
      (4)日文译语(基于、对于等)。
      (5)将中国古典词原义放大、缩小或转义,以对译西洋概念。(如“现象”本为汉译佛语,意为佛、菩萨现出化身,日本哲学家西周为其注入新义,成为与“本质”对应的哲学术语。)
      (6)运用汉字造词法创制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
      上述几类词语有些确乎源自日本,如(1)至(4)类,但数量更大、更为重要的(5)(6)两类,多不能以“日源词”一言以蔽之,因为其中若干新名另有来历——
      (1)源出中华古典
      清民之际被认作是从日本入华的大批汉字词,如自由、社会、科学、卫生、小说、机器、参观、代表、单位、发明、反对、范畴、现象、革命、共和、讲师、教授、博士、悲观、标本等,究其原本,多来自中国古典词库,是晋唐宋明以降从中国传至日本,近代经日本改造后作为西学译名“逆输入”中国的,称其为“侨词来归”比较恰当。因为它们本为中国旧词,在中土语用已然千百年,后侨寓日本,领受外来文化洗礼,近代作为“侨词”回归中国汉语系统。
      (2)来自在华编译、出版的汉文西书
      还有一批反映近代学科概念的汉字新名,如植物学、物理学、地球、热带、温带、冷带、寒流、暖流、细胞、大气、真理、公理、定理、比例、权利、立法、选举等,曾被误以为是“日源词”,实则非也。它们是在明清之际和清末这两个时段,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以“西译中述”(西方人口译,中国人笔述)方式在中国创制的,先后于江户中后期和明治前中期传至日本,其载籍为在中国刊印的早期汉文西书(明清之际成书)与晚期汉文西书(清中末叶成书)。
      (3)晚清“开眼看世界”中国人的创制
      清道咸年间国门初开,一些先进的士人渴求新知,借助汉译西书、西报,撰写一批介绍西事、西学的书籍,著名者有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编纂的《瀛环志略》等。这些书籍在介绍外域情事、学术时,译创了一批史地类、政法类、科技类汉字新名。这批书籍在本国遭受冷遇,而传至幕末明初日本,洛阳纸贵,多次翻印,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称“魏源之书大行我国”。这些书译制的汉字新名随之播传于日本,日人广泛使用之余,还引为译制汉字新名的范本。如《海国图志》的报纸译名“新闻纸”,美国元首译名“大统领”,皆被日本人采用,通行至今。
      总之,上述几类汉字词,有的并非“新语翩至”,而是“旧词复兴”,或曰“古典词革新”;有的不是“日词入华”,而是“侨词来归”;还有不少新名产地在华不在日,日本只是中转站。因而,把它们一概视作“日语借词”,不符历史实际。从语源学角度论之,必须恢复上列三类词语的“中国首创”“翻新古典”及“回归侨词”身份,并论析翻新始末,输出与逆输入过程,考查中—西—日三边互动间的因革及传递转换情形。
      互为师生
      我们不应轻忽幕末明治日本发展汉字文化的重大贡献。近代日本创制一批汉字新名;大量选取汉语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普及词缀化用法,如前缀(如老~、小~、第~、非~)与后缀(如~者、~力、~性、~化),又借鉴西式语法,丰富了汉字语用,对白话文运动及汉语的现代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这一劳绩必须肯认,却又不能因此对汉字新名的语源张冠李戴,一概让与日本。
      笔者以为,近代日本对汉字文化发展的促进,主要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新词,而在于终结汉字新名的散漫无序、自生自灭状态,界定了中国自创、或由日本制作的新名的古典义、现代义、世界义,并使之贯通,汇入学科体系,并通过学校澳门美高梅娱乐网站 、社会澳门美高梅娱乐网站 ,为汉字文化构筑现代性知识系统提供语文基础。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既非中国、也非日本单独完成,而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三百余年间,中—西—日三边互动的结果,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此间互为师生,交相更替创作者与学习者身份,而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的译创之功也至关紧要。
      自严复等兼通中西语文的译者出现以后,中国逐渐减少借助日译西书,而直接译述西学,根据英、法、德、俄诸文本译创汉字新名。日本的“二传手”功能下降,但明治时代日本新语的效用并未中止,其某些优势继续张扬,如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苦心孤诣译创的“计学”“群学”“母财”“脑学”固然准确、典雅,却不及日译汉字新语“经济学”“社会学”“资本”“心理学”明快易懂,故在近现代中国流行的,少有严译词而多为日译词。
      直至当代,日本词汇传入中华还在进行中。时下流行的新词,如“达人、人气、人脉、完败、完胜、物流、研修、职场、熟女”等皆为日制词。
      日本译词虽有便捷易用的优点,但不应忽略,这些日本汉字词多半源自汉语古典,或用汉语构词法创制,皆与中国文化保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新近一例颇能说明问题。2019年5月1日,日本天皇更替,新年号“令和”。官方解释此名是从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中择字组成,并宣称这是第一个典出日本古籍的年号。这显然有文化“脱中”用意,但经考索却适得其反。公元8世纪成书的《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脱胎于东汉科学家兼辞赋家张衡公元2世纪初作品《归田赋》的“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而张衡又参酌了先秦典籍《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句式。日本使用的汉字词汇,多源出中国古典,这是不必也不可回避的历史实际,日本近代翻译西学时创制汉字新语,深植中华文化土壤,这是不可忘却,更不能斩断的历史脉络。
      综论之,中日之间的语文交际,呈一种互为师生的关系,今人不必作偏执一端的估量。中日两国协力共创的语文成果,是丰厚的文化财富,至今仍在中日双方发挥作用,并且构成当下及今后语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作者:冯天瑜,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编辑:秋痕

    如果穿越到了古代, 怎么才能听懂古人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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