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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9/5/13 0:31:1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关于阿多诺对“资本主义晚期”的态度,并非是我随兴而起的对赛义德观点的发挥,在本文的构思中,它可能也具有某种隐喻的意义。   
      很显然,本文的真正主题是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晚郁时期”,这样的讨论需要理论参照,而且需要某种隐喻的表述方式。   
      二、青春革命与“中年写作”   
      之所以对“晚期”这个概念感兴趣。是因为现今关于中国文学的解释,多是从理论与文学史两个角度去阐释,而少有从个人风格出发,也少有从个人的心性、经验、态度、趣味去解释文学创作与文本。“晚期”这个概念一方面对解释个人有效,同时又对群体、一代人有效。更有意味的是,在个人经验基础上建立起对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美学风格的理解。可能更具有内在性,甚至能切入对历史坚韧的隐秘力量的理解。   
      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处于不同的生理心理状态所投射出来的文学风格的思考,近年学界亦多有论述,陈思和撰文《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当全面深入的探讨。同时期笔者对此发表一篇文章《“幸存”与渐入佳境》,探讨当代作家超越现代“青春写作”,试图从中年老成的风格、角度去评价当今文学的独特意义。   
      关于现代青春写作问题,当然不是—个新话题,如陈思和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宋明炜、梅家岭、刘广涛、周海波都有著作或论文论及这一问题。陈思和的概括当然有更加明确的主题,分析了现代中国的“少年情怀”所依托的历史语境,对现代中国历史变革所起到的思想推动作用。关于“中年危机”,陈思和的分析亦十分犀利,他直接点明了肖开愚等人的“中年危机”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的历史变故相关。不过,这一变化在当代中国文学审美心态和风格方面引发了深远的影响,以及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究竟如何投射在中国作家的艺术追求中,还需要进一步分析阐释,而这正是本文的任务。   
      回溯20世纪,中国文学几乎都是青春写作,这里并不考虑其作品的主题,仅就其实际生理年龄来看,作家诗人大都是在20岁出头就崭露头角,现代中国的名篇佳作几乎都出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之手。“五四”新文学运动领潮流人物,除陈独秀、鲁迅年长些外,主要干将不过均为20多岁的人。胡适提出文学革命论28岁,郭沫若写下《女神》20岁出头,茅盾主持《小说月报》时不过24岁,发表《蚀》三部曲不过30岁挂零一点,郁达夫发表《沉沦》时25岁,曹禺发表《雷雨》时23岁,巴金于24岁发表《灭亡》、29岁发表《家》。路翎于19岁发表《饥饿的郭素娥》、22岁出版长篇《财主底儿女们》,在此之前,他写的手稿被胡风丢失,这是他根据记忆重写的作品,想想写作原稿时也就20岁。至于那时期的诗人,如艾青等人,大多数都是20岁出头,而田间只有17岁就得到胡风激赏。“五四”时期是青年奋发有为的时期,也是青年创造新文化的时期,主张“四十岁以上的都应该枪毙”的钱玄同,略为年长,与鲁迅年岁接近,但发表那些最激烈的文学革命主张时,也不过30岁出头。那时的作家,鲁迅就算年长些的,或许因为此,鲁迅的文笔与其他作家颇为不同。过去全部归之于思想意识方面的缘由,是否年龄不同、心性不同也是个中原因呢?   
      青春写作其实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看看50年代的那些作家,那些本来要成熟的作家,面临改造世界观,突然要重新摸索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文学经验。他们要写工农兵,要向工农兵学习,他们又变成新手,力不从心。“百花时期”冒出来的一批作家,如王蒙,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21岁,1958年茹志娟发表《百合花》时算得上是老作家,那一年她33岁。1954年,路翎发表《洼地上的战役》,那一年他31岁,差不多就是他的文学生命终结的岁数。一晃二十多年后,归来的吟唱已带着中年的苍凉,毕竟中间隔绝了几十年,续上的是50年代、60年代的记忆。“文革”时期的革命文学不用说,不只是作者是青年人,而且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具有继续革命的主动性的进步形象无一不是青年人,翻翻当时唯一的《朝霞》杂志就可看到这一点。“文革”后的“伤痕文学”那一拨人,有一多半是青年人。卢新华24岁那年发表《伤痕》时还是在校大一学生,随后是知青一代作家风头正健,就算是老知青,也还是算在青年名分下。1985年新潮涌出的现代派,最具有挑战性的刘索拉和徐星,那时也都不过刚满30岁。张炜发表《古船》时30岁,写作时大约二十七八岁。这是80年代中期最有分量的作品,迄今为止还被对当代中国文学最为苛责的一些批评家,推为最有思想,也是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80年代后期,先锋派一批作家步入文坛,呼应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们对汉语文学所作出的挑战无疑是激进的,也最为深远的,那时他们大都20岁出头,他们在那个时期写下的作品,迄今为止也还被认为是当代文学最有艺术水准的作品。   
      1989年夏末,肖开愚在同人刊物《大河》上发表一篇短文《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谈到中年写作问题。在这篇文章中,肖开愚探讨摆脱孩子气的青春抒情,要让诗歌写作进入生活和世界的核心部分、成人的责任社会。或许是经历过社会剧烈变化,时年29岁的肖开愚对诗歌的“青春写作”有所不满,寄望于进入中年写作的成熟与责任。他后来也对此解释说:“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状态,文学作品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重要性。中年的提法既说明经验的价值,又说明突破经验的紧迫性,中年的责任感体现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上,而非呼声上。”90年代初的中国思想文化面临着微妙而又深刻的转折,诗人其实是更直接地感受到这种转折的。以海子的死为标志,诗歌界在90年代初的转折带有某种内敛与精神气质,在消沉和迷茫中追求思想的纯粹性。因此,“中年写作”这种概念给诗人们提供了一种自我认同的精神空间。1993年,诗人欧阳江河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深入地探讨了“中年写作”这个概念。欧阳江河认为,“中年写作”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它还涉及到写作时的心情”。他进而解释说:   
      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如果我们将这种心情从印象、应酬和杂念中分离出来,使之获得某种绝对性;并且,如果我们将时间的推移感受为一种剥夺的、越来越少的、最终完全使人消失的客观力量,我们就有可能做到以回忆录的目光来看待现存事物,使写作和生活带有令人着迷的梦幻性质。 
    编辑:秋痕

    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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